我国首次披露物种流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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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01月19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根据最新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收集有38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嘉禾说,“美国有55万份,我们是世界第二”。
令方嘉禾担忧的是,“世界第二”的很多种质资源,相当大一部分“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很多种质资源在野外已经找不到了”。
他说,我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每天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还有大量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
物种流失的速度和数量,让不少科研人员充满忧虑。“中国生物物种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项目专家组组长薛达元,就是其中一个。
在项目组1月中旬推出的最新调查报告———《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现状与保护》中,科学家首次披露了我国物种流失严重的现状。
该报告披露,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在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研究所建立引种交换机构以来,1972年至1991年期间,我国每年对外提供作物种质资源1400份(次),合计对外提供了近3万份(次)。
而这种物种输出记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少,甚至在某些阶段就没有了。
美国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至2002年6月30日,从中国引进植物资源932个、种20140份,其中大豆4452份,包括野生大豆168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官方记录同意提供的仅仅只有2177份,并且野生大豆并没有被列入对外提供的品种资源目录中。
中国农科院对外品种交换机构有关专家介绍,特别在1993年以后,由于出访考察、接待来访和合作项目太多等原因,物种资源的引进和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阶段。据专家的保守估计,最近10年输出的生物种质资源不仅在数量上要远远高于前20年的总和,而且在质量上也包含了大量优良基因。
“记录数据相差惊人。这个差距是怎样产生的?个中原因只能是许多物种悄悄地流失了。”薛达元进一步说,仅就农业科研部门而言,全国有几十万名农业科研人员,几乎每天都有多人出国进行科研合作或考察,带出的资源数量肯定是十分惊人的。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是失控的。
薛达元说,物种流失严重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3年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针对生物物种流失事件分别批示,要求加强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此后,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协调会,确定由国家环保总局统一协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并于2003年8月成立了由17个部委组成的生物物种资源管理部际联席会。
国家环保总局生物安全办公室官员蔡蕾证实,一项由国家环保总局主持的全国范围内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执法检查正在进行中。检查内容包括: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生物物种资源流失情况、生物物种资源就地保护和生存环境受威胁的情况,以及生物物种资源移地保护设施建设和管理情况等。
我国物种流失最大黑洞:科研人员竟夹带出境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就可以携带几百个物种和遗传材料出境,如果事先没有申报,对出境人员的随身行李里的这个小塑料袋,海关几乎不会注意。几百个物种和遗传材料就可以轻易地从中国到达另一个国度。
薛达元说,每年都有很多科研人员出国,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国物种和遗传资源流失最直接的责任人。
“这是最不好统计的一条物种流失途径,也是最不为人们注意的一条流失途径,更是流失数量最大的一条途径。”薛达元说,经济上的利益,促使了这样一个流失黑洞的产生。
薛达元表示,根据他的了解,在这样一个物种和遗传资源流失的黑洞中,携带种质资源出境的主要有以下类型研究人员:
第一类是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从事农、林、牧、渔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第二类是相关院所和综合性大学生物专业的研究人员;第三类是生物资源就地保护和移地保护设施(如自然保护区、动物园和植物园等)的研究人员。
“这些人都是打着学术研究、合作的旗号携带物种出国,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带着一包小小的种子出去,已经违法了。”
薛达元强调说,虽然这些出去的人,也带回了很多国外的物种和遗传资源,但是国家对此没有严格的规定和相应措施,造成了物种交换的无序,很多珍稀物种就此流失。
科学研究上的利益,是这些科研人员携带物种资源出境的一个原因。
薛达元解释,一般来说,国外研究机构邀请科研人员出国的原则通常是,你在国内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同时需要你把已经做好的研究材料带到国外继续研究。这些已经做好的研究材料,就包括了大量的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
“如果没有这些好的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别人可能不会邀请你出国合作。物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些科研人员出国的资本。他们可以把本单位或自己手头的种质材料作为一种资本,拿来交换获取国外给他们的高额奖学金,以及良好的工作学习待遇等等。”
官方交换等六大原因造成我国物种资源流失
生物物种资源流失严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嘉禾分析,国内方面主要有3大原因。
第一,由于修路、开矿、筑河坝、城镇开发区建设、毁林和垦荒、过度放牧、围垦造田、环境污染等人为因素加剧,生物物种遗传的野生分布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分布区日益缩小,遗传资源急剧减少。
第二,品种单一化造成大量地方传统品种的丧失。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一些经济效益低的品种逐渐被高产品种取代。随着新品种的开发和使用,以及种子生产商品化和社会化,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品种数量大大减少,作物种植集中少数几个品种,而许多拥有重要基因资源的传统品种遭到淘汰,甚至永远消失。
第三,生物物种资源编目、收集与保存力度不够。虽然我国物种资源的收集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有大量优良物种资源流落民间,据估计,尚有15%至20%的农作物物种资源未能收集到国家资源库。
此外,“中国生物物种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项目专家组组长薛达元分析,我国生物物种出境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但是每一种都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导致物种流失严重。
第一种是官方交换。这其中主要包括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源相互交换。这种交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根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依靠这种方式,我国交换出去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材料达3万多份。
同时,还有官方之间互赠的礼物。比如国家领导人或农业部门的官方代表团到国外访问,以及外国相关领导人到中国访问,将物种或品种资源作为礼物相互赠送。这种互赠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际友好访问,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已有相关法规,这种官方友好访问的互赠形式已不太普遍。
第二种是科研机构和私人之间的合作、互换。很多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因私出国,携带物种很方便,也很顺利,造成了物种和遗传资源的大量流失。
第三种是完全的商业行为和公司买卖。外国(或境外)公司或科研机构通过收购、合作考察等方式大量搜集物种资源,特别是野生花卉资源和农作物野生亲缘植物。“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很隐秘的,甚至是偷窃和走私行为。”实施这种行为的组织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生命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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