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造假与科技假奖

　　高校造假与科技假奖

　　

生物通综合：

高校“造假门”：评价体系存在负导向 

今年以来，国内众多高校栽倒在“造假门”前：清华大学教授刘辉盗用论文刚被处理，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杰学历造假又被揭穿；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汉芯”事件余波未息，数学大师丘成桐与北京大学“引进假人才”之争又起……

    令人担忧的是，曝光的案例也许只是学术造假的冰山一角。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本该是科技创新、培育良才“沃土”的高等院校，缘何风气浮躁、“泡沫”堆积？在道德谴责之余，有识之士将批判矛头转向了制度层面，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应予以改革。

    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GDP指标式考核，重量不重质

    “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政协常委朱淼良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当前屡屡曝光的论文抄袭、专利造假事件，有个人道德因素，也有制度导向的原因。”朱淼良认为，这种导向就是高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

    据介绍，现行的高校内部科研评价体系主要由科研项目、论文、专利、项目成果等要素组成，这几个要素通过记“计点”、“积分”，折算出“学术分”后，便是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

    朱淼良说，这种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GDP指标式考核，最大弊端就是重量不重质。如科研被量化成项目的数量多少和经费多少，论文看的也主要是发表的数量。有的重点大学要求高一点的，要看发表国内一级论文和SCI检索(即科学引文索引)、EI检索(即工程索引)以及被引用的论文次数的多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高校推行之初，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校科研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但到近年，其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学术浮夸风气。”朱淼良说，为了寻找“加分”因素，追求量化分数最大化，许多教研人员长年在外跑科研项目、找关系发表论文，个别人员甚至伪造成果、抄袭剽窃，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以SCI检索为例。我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1995年后竞相将其作为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学术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前高质量的SCI检索论文很难发表，一个学院一年可能只有一两篇。现在不一样，一个人一年可以弄好几篇，有的教授甚至宣称三年内发表100多篇论文。”朱淼良说，现在有些学术会议，只要花点“投稿费”，发表的论文就可以录入SCI检索，还有人纯粹为了追求数量，一稿多投。

    每年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未产生实际价值

    更令学者忧虑的是，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泡沫”，直接戕害中国的学术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布鲁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论文质量下降问题。该期刊透露，在过去十多年中，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质量却在降低。据统计，我国

    SCI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第120位之后。

    “国家每年花费巨额科学研究投入，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有数据显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未产生实际价值。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媒体说，现在的中国，基础命题无人问津，因为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

    事实上，浮夸风气已经使一些高校偏离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朱淼良提出，现在一个硕士生导师带二三十个硕士生、一个博士生导师带一二十个博士生外加五六十个硕士生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不排除一种考虑，即研究生多了，可以帮自己多出论文、增加积分。

    “我现在带了18个博士生，21个硕士生，有几个学生我甚至还不怎么认识。”作为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朱淼良教授坦言，以前，读一篇学术论文就像读一本好书，可现在，研究生交上来的许多论文中，连粘贴的痕迹都没去掉，上下段落之间的文风对不上。

  重提“一个方向、一本书主义”

    “高校和学术界必须反思现行评价体系中数量、指标崇拜型等相关问题，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科研发展观。”朱淼良说，现代科学体系是由多门类、多学科结构而成，不同的门类不同的学科有自身发展规律和评价体系，高等院校提倡的应是兼容并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对创新人才的评价标准不能只看科研和论文的数量，还要注重科研成果的有效性。”朱淼良认为，鼓励重质量不重数量的科研项目发展，提倡一个人一个研究方向、“一本书主义”，鼓励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要鼓励不重篇数、重“影响因子”的论文发表。

    目前，针对近期接连出现的学术造假事件，科技部已计划为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有关部门还将加大科研经费的申报、管理的监督力度。而现在国内一些高校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量化评价体系的弊病，积极探索新的评估方法，有的学校开始试行文理科不同的标准，有的已经宣布将研究生学位授予与论文脱钩，但也有的学校仍在强化“论文指标”。

    问题在于，如果重量不重质的评价标准不改变、管理者与教学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改变，学术风气就难以好转。朱淼良教授呼吁说，做学问也应倡导科学发展观，它不仅关系到高校的教学科研质量，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持续创新和进步动力。

 

科技假奖与关心科研“小人物”

 科技假奖与关心科研“小人物”

　这一回，骗子的胆子真不小，用盖着国徽章的“获奖通知书”唬人。那天跟中科院一位所长说起这事，他说，现在的骗子多大的旗号都敢打，他们的研究所就经常收到类似的各种信函。识别这类骗子也有一招，就是他们意在骗钱，把住了这点，就不容易上当。

　　据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对于这类科技奖励骗局，上当者多为基层科技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从事科研信息渠道不畅，科研经费有限，常常是多少年甚至终其一生在某一个领域孜孜探索，取得一些突破实属不易。为了科研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搭上时间，赔进金钱，一些人甚至弄得倾家荡产。对于他们，研究成果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十分重要，不仅关系到科研成果能否找到转化的出路，也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职称、提拔等切身利益。骗子正是摸透了这些科技人员的心理，以科技奖励作为诱饵使他们上当受骗。除了打着“国家科技奖励”的旗号，现在，社会上还存在形形色色的骗局，而且名目越来越大，动则“国家大奖”、“国际大奖”，其实是一些不法公司借以敛财。

　　我们不忍苛责科技人员的获奖愿望。诚然，目前我国相关部委或组织设立的种种科技奖励，其申请面向所有科技工作者，但对于我国几千万的科技人员群体，获奖比例和奖励范围实在太小了！对于身处基层的科研“小人物”，他们的科研成果没有专门机构来检验，而要申报正规的科技奖励，需要有单位或组织的推荐。对于他们，无疑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有些基层科技人员实在没有办法，就去找媒体求助。然而，对于专业的科技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体也是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非常好的具有市场潜力的科研成果被无限期地尘封，坐失转化的良机。

　　在打击各种科技奖励欺骗行为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除了少数人像买假文凭一样，对于假科技奖也知假买假，大多数科技人员是因为不了解或长期无缘正规科技奖而上当受骗。这也提醒相关科技管理部门要更加关心基层科技人员，为基层科技人员特别是科研“小人物”创造包括科技奖励在内的公平竞争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营造科技管理更加“以人为本”的环境。

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 清理门户不能拖延  

 6月10日的一大早，当记者打开自己邮箱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来自郝柏林院士的一封信。信里没有内容，只有附件。这是一篇文章，来自美国《科学》杂志2006年6月9日一期中的新闻聚焦，题目是《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文章的压题照片上，是炫目的上海外滩夜景，图片说明上说，“黄金般的，上海的地平线反映了鼓舞中国在科技领域增加投资的日益增长的雄心。”但是文章的副标题上写着，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眼看他们这样混乱下去。

    时光倒流到十年前，该杂志的评论可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然而今日，这样的评论已不会引起中国人太过激动的反应了。

    2006年5月24日，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中国科协“七大”作工作报告时透露，为了在我国科技工作者群体中形成良好学风和职业道德，中国科协通过调研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他在报告中还呼吁制订有关科学道德公约和规范，推动建立和完善科技人员诚信档案。

    可能是一种默契，教育部于5月25日宣布，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拟订高等学校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并针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单位参考。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工作中出现了一种浮躁风气：一些人把科研活动当作工具，追名逐利；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弄虚作假；少数人抄袭别人通过辛勤劳动取得的成果和论文，被揭发后态度非常嚣张，而揭发者、被抄袭者还会受到攻击。”参与《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起草工作的中科院金属所李依依院士说。

    -学术腐败的社会土壤

    近十几年来，当国人进一步看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和巨大价值后，科技和学术领域堆积了前所未有的金钱和优惠政策；但《科学》杂志在其文章中说，在这场科学跃进的风潮中，前所未有地大量出现科研人员被指责造假。出于换取名声或职位的目的，他们造假的方式从伪造简历直到伪造数据，“太多的诱惑让某些科研人员模糊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

    神圣的殿堂里出现的阴影，在许多学者看来只是背后更大问题的一个投影，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改革，这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对记者说，最近暴露出来的几件学术腐败大案，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上问题远不止这些，而且科技界暴露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有关，商业上假货横行，运动员有打假球、吃兴奋剂，文艺界有假唱，学术界有造假有欺诈就不足为怪了。

    -造假大案骇人听闻

  2006年5月12日，没有抄袭，干脆以一块磨光的别人研造的芯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的“汉芯造假案”告破，上海交大在这一天向公众通报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决定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也都相继决定终止陈进所负责的科研项目和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并追缴相关经费。

    2006年3月10日，清华大学宣布，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在个人网页中所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存在严重不实，把同姓、名字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举报人长期坚持不懈的上访举报，没有新闻媒体的长期关注，陈进现在还会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拿着国家的大把经费，并撰写更多的课题报告，骗取更多的经费。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政协委员们公布了他们的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他表示，若学术腐败弥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会损害人们对学术界的信任。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说，在论文、著作中抄袭别人的成果是很不明智的，也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但在论文中夹杂假数据，假结果是非常容易的。“对一个问题有思路但是做不出来是常有的事，为了出论文，编一个假结果出来，不需要什么仪器和经费，而且很难被人发现。”

    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

    2006年5月4日，120名在美国和中国工作的生命科学教授和其他科技工作者，联名致信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科院等机构，表达他们对中国科学研究诚信问题的关切，并呼吁有关部门能采取行动妥善处理。这封信的联系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傅新元说：“中国现在缺乏对学术不端指控的适当处理机制。这会导致造假者未能得到适情处罚，或无辜的被指控者得不到合法保护，正常的研究招致困扰。这种情形不仅毁坏有关被指控的科技工作者的声誉，也会影响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任。” -力避“劣币驱逐良币”

    真正的研究，需要艰辛的努力。但是造假的研究，只需要一小步，就可能得到荣誉的光环，这个无本的暴利让一些人和陈进、黄禹锡一样铤而走险。学术造假，可以让造假者获得不应属于自己的学位、职位、项目，让正直的科学家没有用武之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中山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主任陈系古对记者说，学术欺诈的问题，现在在国际上有普遍性，在中国更不会例外。他说，有的人直接拿他学生的毕业论文写文章去发表，有的人在别人的文章里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课题，有的人直接拿他的课题本改了名字用。这不是骗，而是抢!

    陈教授说，论文造假在国外被称为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也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腐败。他认为，学术腐败更表现在权力被滥用在学术领域，诸如买卖文凭、买卖版面、强占别人的研究成果和经费、利用学术和行政地位垄断科研资源、帮助掩盖学术不端行为，在项目、成果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这些才是更大的腐败。对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评价机制依赖片面的标准，是学术腐败产生的土壤。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特聘教授彭少麟认为，缺失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是导致学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举例说，前一阶段，强调发SCI论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生1964年创刊的引文索引类刊物)，所以大家都拼命去发SCI论文。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搞原子弹，人家早已经搞出来了，就是对你封锁，你搞原子弹肯定没法发论文，但是贡献是不能用论文来衡量的。再比如说在生态种群学的研究上，英国已经做得很好，在中国就算有什么发现也没法发表SCI论文，但是这对中国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成果。

    他透露说，袁隆平在评国家科技最高奖的时候，就曾受到争议，因为他没发什么SCI论文。“当时我觉得很可笑，袁隆平利用海南的野生稻和湖南的杂交稻培育出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还要靠论文来衡量。”

    -高校需要反省

    彭少麟教授介绍，和国际上一般大学对教授的考评不同，中国的教授是要签合同、考核的，比如每年至少要有多少个课题，发多少SCI论文，然而，对于那些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一级级升上来的教授来说，对那些专心研究基础问题的人来说，催其马上拿课题、出成果是不现实的。显然，三五年出一篇货真价实的文章，要比一年出好几篇抄抄写写的文章的人要强多了。

    “很多学校在学术上相互攀比，比谁SCI论文的数量多，很多学校博士毕业一定要发表一篇SCI论文，而且影响因子要1.0以上，但是一个博士只学3年时间，他虽然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不一定能有什么成果。如果不发论文就不能毕业，只能想方设法发一篇论文。以前造假的论文在国内发还没关系，家丑没有外扬。现在要比SCI，所以把造假的论文也拿到国外发，发多了肯定被人家抓住，时间长了，国外就不相信我们了。”陈系古教授说。

    陈教授说，中国要在世界上立足，一定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世界看，如果不遵循科学规律，即使一时看到一些“成果”，也是迟早要暴露的。他认为，更大的不遵循学术规律的现象，是高校盲目扩大、在硬性指标上争夺国际与国内排名、垄断更多的资源为己所用，是出于政绩的考虑对学术领域提供的诱惑和施加的压力，给学术腐败推波助澜。

远比学术腐败更普遍的学术浮躁 
 
最近几年，我周围的朋友们谈到书业，总是要提及每年新出版的书的种类迅速增加这一事实。至于书的质量，他们不敢恭维，多以“滥”或者“烂”字黯然概括。这一现象，可称为“特征性事实”，它要求经济学解释。

　　⑴自2000年以来，在人文社科类学术书店，以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万圣书园”为例，同样营业面积内摆放的各种图书当中，国内学者的著作(称为“内版书”)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故而，若营业面积保持不变，则国外学者的著作(称为“外版书”)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⑵基于我近年来主持《财经》“书评”栏目因而必须广泛浏览和大量阅读中文书籍所得的体验，自2000年以来，内版书当中学术类著作的平均质量呈迅速下降趋势。

　　⑶过去五年内，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相比，非常缓慢。由统计数据判断，后者大约是前者的两倍或三倍。并且，由于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保持着固定比例，教育经费的年增长率大约是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三倍。据此判断，由国家教育部控制的每年数千亿元教育经费，应以同样速率高速增长。

　　⑷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根据教师们每年必须填写的表格和量化指标数目的增长情况判断，在过去五年内，大学管理机构的官僚化程度迅速提高。并且，由教育部颁发的总量和数额成倍增长的各类“计划”——基地、平台、重点项目……其申报表格和中期验收规定的细则越来越繁复。这一迅速的官僚化过程，伴随着管理者们所遵循的韦伯论述过的“努力最小化”原则的普及，从而使全部量化指标体系及其监督体系迅速演变为一整套空前压抑了科研人员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创造精神的官僚制度。

　　⑸过去五年内，各高校住房分配制度从“福利分房”向“商品房”和“住房补贴”的制度转变，随着这一制度演变过程的基本结束，教师的开支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显著改变。住房、汽车、子女养育，正在成为这些青年教师的家庭开支的主要项目，并且由于分期付款的特征，这些开支与医疗、旅游、抚养老人等开支相比，更具“刚性”，从而更具有“压迫感”。

　　我需要检验的唯一假设是:高校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受“纵向”和“横向”的数额巨大的研究项目经费的诱惑，在官僚管理体制的压迫下，在过去五年内，尤其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广泛采取了抄袭和剽窃等手法，炮制了大量低质论文和著作。

　　今天我们见到的由特征性事实⑴和⑵刻画的“书越来越滥”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保持固定比例的教育部开支预算增长过快。这一过程如果不伴随其他事实，未必会导致普遍的学术浮躁。但遗憾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特征性事实⑷和⑸，即官僚化程度迅速上升，科研人员家庭开支结构的显著改变，由此，导致了目前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远比学术腐败更普遍的学术浮躁。

　　以上论述，尚属推测，因为需要统计数据或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所以我只说那是一项假设，一项基于个人观察和基于初步调查支持的假设。不过，这一假设包含着革命性的政策意义:抑制学术腐败和普遍的学术浮躁，最关键的步骤是抑制政府财政收入的病态增长。让我把话说得更浅白一些吧:我们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仅是病态的，而且是“恶性”的——在“利维坦”意义上的恶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