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杂志《细胞》总编辑：关系稿让期刊声誉进入地狱

　　著名杂志《细胞》总编辑：关系稿让期刊声誉进入地狱

　　

1974年，本杰明·列文创办《细胞》，在25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出任总编辑直至1999年。《细胞》现任总编辑艾米莉·马库斯说：“期刊早期的成功和声望应归功于列文的科学远见和强烈、清楚的编辑主导理念，以及他创立的完整叙述体裁。”

    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编辑主导

    “《细胞》将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和编辑主导的理念保持至今，这也是期刊成功和区分于其他期刊的三个主要因素。”

    《细胞》创办之时，正是克隆DNA序列的技术开发之后不久，也是重组DNA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初期。马库斯说：“列文发现这种新型的科学会将许多不同领域、而且习惯于彼此间交流的科学家们联系在一起，基于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正确远见，他创办了这份期刊。同时，他做了当时其他期刊没有做过一件事：创建长篇的完整叙述体格式，让期刊有极高的显示度。”

    在《细胞》之前，科学期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表短小精悍文章的杂志型期刊，如《科学》和《自然》，一种是发表甚至长达50页学术文章但读者量很小的学会型期刊。马库斯说：“列文综合两种类型的长处，创建颇具特色的叙述体格式，即向作者提供足够的篇幅让他们能全面完整地讲述其研究工作，又让期刊的读者能够阅读并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对自己的领域有所启发，从而确保《细胞》对作者和读者的价值。”

    长篇叙述体论文为什么如此重要呢？马库斯认为，长文章意味着你可以讲述一个有关数据的完整故事，一名神经科学家能够用充分的信息对数据进行解释，从而足以让免疫学家也能读懂，如果论文短小，那么只有领域内的专家才能理解，所以说，长文章就会有更大的读者群，对期刊来说非常重要。

    马库斯说，列文办期刊的第三个理念是清晰而坚强的编辑主导原则以及在科学界的显示度，期刊要体现编辑的思想，发表论文的决定权在于编辑；编辑应积极主动地走进学术会场和实验室，与科学家进入深入的交谈。而且，《细胞》编辑的决定是编辑团队作出的，如果审稿人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最终的决定并不是靠简单的“统计”作出，编辑以评判作者原文的方式评判审稿人意见，并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细胞》将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和编辑主导的理念保持至今，这也是期刊成功和区分于其他期刊的三个主要因素。”马库斯说。

    细胞出版社发表了如此之多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马库斯将之归功于列文的科学远见：“他能判断和选择真正最重要的研究。科学出版界一直在热点但不完整的研究论文和完整、让人信服的研究论文之间妥协，这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在鉴别最重要的研究并尽快发表和掌握足够信息确保研究正确之间平衡，编辑总是需要作这样的判断，尤其是在研究工作非常重要的时候。《细胞》的传统是发表能成为经典的论文，它的长篇叙述文体让作者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编辑能准确鉴别和判断什么是最重要、最基础或是能开拓新领域的研究，这样，所发表的论文最终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她希望“在自己担任《细胞》总编辑10年后，《细胞》的其他编辑在回顾评价她的工作时，能说这些获诺贝尔奖的工作是艾米莉决定发表的”。

    “我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广泛”

    “作为研究人员，缺乏研究重点是致命缺陷，但作为编辑，广泛的兴趣正是我的财富，编辑让我的兴趣成为优势。”

    拥有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却放弃研究而成为期刊编辑，为什么？马库斯说：“我认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最好的方法是提出一个问题并专心致力于这个问题，因为对学习新知识和发现新问题来说，专心致志非常重要。我热爱科学，但我对科学的兴趣又非常广泛，因此最适合自己的就是做编辑，这样我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全方位透视。作为研究人员，缺乏研究重点是致命缺陷，但作为编辑，广泛的兴趣正是我的财富，编辑让我的兴趣成为优势。”

    David Bodznick是卫斯里大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行为学教授，他说，“在卫斯里学习期间，马库斯发现自己很难集中到一个领域上。”他认为像马库斯这样的好奇心很难获得在科学界的成功。但她还是成功了。Bodznick说，当《神经元》的编辑对马库斯进行面试时，他们给她一本期刊，要求她对其中的每篇文章进行评价，并提出每篇文章是否能发表的意见。马库斯广泛的研究知识帮助她通过了面试，先后获得《神经元》编辑和《细胞》总编辑的职位。

    《细胞》是一份双周刊，2005年，《细胞》共收到约1800篇投稿，其中60%的稿件被送去同行评审，25%的送审稿被最终接收，稿件接收率为15%。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是由《细胞》的11位编辑完成的。马库斯说，与其他期刊不一样，《细胞》的编辑是全职编辑，他们不做研究。《细胞》选择编辑有几个基本条件：拥有博士学位、拥有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经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广泛的科学兴趣；在严格的面试过程中，还要测试候选人的科学鉴赏力、公正的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马库斯指出，《细胞》对编辑的要求是有能力获得最好的文章，维持公正、稳定的编辑标准，积极主动与前沿科学家进行交流和沟通，判断近3~5年或者10年内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科学出版技术。

“我访问了近50个中国实验室”

    “我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细胞》发表尽可能多的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呆在办公室等待科学家与我联系，我必须走出去，到实验室去鉴别我认为重要的研究，并鼓励科学家向《细胞》投稿。”

    全职编辑不做研究，那么他们如何保持与前沿科学的接触，并有能力鉴别最新、最重要的发现呢？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人员时，我就花很多时间向其他科学家学习，通过交流了解他们在科学前沿做什么。在我成为一名全职编辑后，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阅读论文、参加会议和与科学家交谈上，我到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去访问，了解他们在实验室做什么、哪些是《细胞》发表领域中的有趣问题。”马库斯说，“因为自己不做研究，所以将所有时间用在了解科学的各个方面，以更广泛的视野来审视科学，发现什么是最重要、最有趣的科学。”

    2000年，马库斯首次到北京和上海，访问中国的实验室，2005年10月，她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访问北京、上海、西安和香港的相关实验室，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访问了近50个中国实验室，包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她说：“我每个月会用1/4的时间旅行，旅行期间，我每天会用10~12小时在实验室里与科学家交谈。我每年大约参加10个国际学术会议。”

    谈到为什么2005年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论文有最高的接收率，马库斯将之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研究投入的大量增加促进了研究质量的提高，二是自己在中国努力推广《细胞》的结果。

    “好酒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作为世界著名期刊的总编辑，马库斯为何却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广《细胞》？

    “我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细胞》发表尽可能多的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呆在办公室等待科学家与我联系，我必须走出去，到实验室去鉴别我认为重要的研究，并鼓励科学家向《细胞》投稿。比如，当初我在北京和上海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并发现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想将论文投向《细胞》，这就是《细胞》的损失，所以，我就努力向研究人员介绍《细胞》，并鼓励他们投稿。我不仅仅拜访中国的实验室，我还经常拜访美国和欧洲的实验室。期刊编辑的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尽最大努力确保期刊有趣、有价值。”

    “我是《细胞》的大使。”她如是说。

 “处理伪造数据问题要十分小心”

    “在科研论文中有不诚实、不规范的做法，但从整体来说这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编辑将太多精力放在这一小部分问题上，会损害整个大的科学利益。”

    在担任《细胞》总编辑三年间，因有确凿的伪造数据证明，马库斯撤销过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因在同行评审中发现过有作假嫌疑，她拒绝过一篇论文。

    她说，在科研论文中有不诚实、不规范的做法，而且这类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影响会很大，大家抨击得很厉害，但实际上从整体来说这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她强调如果编辑将太多精力放在这一小部分问题上，会损害整个大的科学利益。

    “科学的发展建立在自己积累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总是努力重复已经发表过的工作，再做下一步的研究，如果其他人做同样的实验而得不到同样的数据，作假事件就会被发现，这也是为什么不端科学行为会比较迟一些才会被发现的原因。但对研究人员来说，作假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作假行为极少发生的原因之一，甚至这种事件发生后会引发很大的关注。”

    如果在论文中发现了造假数据，马库斯会怎么处理呢？她会将之公之于众吗？

    “我作决定取决于数据中存在的是什么问题。”她说，“如果我在同行评审中发现数据是伪造的，那么我不会发表这篇论文；如果我对论文中的数据或图片有怀疑，那么我会告诉论文的作者，但我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怀疑公之于众，因为我只是怀疑，我不确定造假的程度有多大，实施调查需要到实验室收集原始记录、询问当事人等，但编辑部没有实施全面调查的资源。我可能会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诚信办公室报告。”

    “编辑和审稿人评估一篇稿件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论文的创新性和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看到它的缺点。他们会尽最大可能仔细确证数据的有效性、数据间的连贯性和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如果有人从一开始就蓄意造假，那么没有一个系统可检查出这些问题。《细胞》积极和科学界合作，树立可接受的研究工作的道德标准，但这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我坚持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绝大部分发表的论文都是天才之作或高质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作假行为的暴露对社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因此，伪造数据者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将精力集中到小部分作假者身上会损害其他更大的贡献。”

    在是否向媒体公布作假事件问题上，马库斯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小心，除非事先做过完整的调查、掌握确凿的证据，否则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对研究人员和科学本身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有可能造成误导。

 关系稿让期刊声誉进入地狱

    “我曾拒绝过最亲密朋友的稿件，也拒绝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稿件，他们都接受了我的专业决定，无论是来自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我不知道的实验室的稿件，我作决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编辑主导是《细胞》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细胞》的编辑如何处理来自亲朋好友而且质量不是很差的稿件呢？

    马库斯说，编辑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期刊的价值100%地建立在编辑对稿件作决定时的公正性，即使只发表极小部分的关系稿，期刊的声望立即进入地狱，失去了对科学界的价值。

    “不仅是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美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面临极大的发表论文的压力，他们需要晋职、申请经费……但是，作为编辑，我的决定只能建立在论文的科学内容上，而且必须确保编辑标准的公正、稳定和一致性，我们的整个编辑团队也承诺所有的编辑决定必须建立在论文的科学内容上。《细胞》对论文的决定都是编辑团队的决定。我们每天会召开1~1.5小时的编辑会，集体讨论稿件的处理情况。如果一位编辑遇到难以处理的关系稿，另一位编辑来接手这篇稿件。

    “作为编辑，你总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我曾经接到过最亲密的朋友或者是绝望的学生打来的电话，‘这是我五年来的工作，如果你不发表我的论文，那么我将得不到经费、职位，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回答说，‘我理解你们这是多辛苦的工作，因为我过去也是一名研究人员，但是我在作编辑决定时不能考虑这些因素，我只考虑论文的科学性。’”

    “我曾拒绝过最亲密朋友的稿件，也拒绝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稿件，他们都接受了我的专业决定，无论是来自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我不知道的实验室的稿件，我作决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也会努力帮助他们提高研究的质量，让论文能在《细胞》上发表，但我不会降低期刊的标准来满足这些方面的考虑。这是编辑工作中很难的一部分，但编辑必须遵守对公正的编辑标准的承诺。”

    “让公众了解科学”

    “科学是由公众资助的，公众通过媒体获得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传达我们的价值，公众的资助将会减少。”

    马库斯不仅活跃在世界学术的殿堂，也着重与媒体记者的联系，本次北京之行的最后一项安排是接受记者采访。她说：“科学是由公众资助的，公众通过媒体获得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传达我们的价值，公众的资助将会减少。”

    在出版之前，《细胞》会优先将科学发现公之于众，马库斯介绍说：“这也是让科学家和公众更有多的机会发现和了解期刊，增加期刊被其他媒体提及的机会，增加和维持作者量的必要手段，从而提高期刊的声望。《细胞》建立有资料中心，让媒体记者能接触到亟待发表的新成果；为记者准备新闻报道恰当的时间，与记者、新闻官及作者建立联系，为记者提供资料，帮助他们准备准确的报道。”

    作为《细胞》的总编辑，马库斯在过去和将来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她说：“过去与现在，编辑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一样的：继承期刊的传统，获得最好的文章，判断近3~5年或者10年最重要的科学问题，适应不断变化的科学出版技术，设计期刊的发展战略和执行措施。”

    “自1974年创刊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细胞》的理念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还成为经典。但科学在变，科学界在变，《细胞》也需要变化，我接任《细胞》总编辑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尊重经典传统的基础上拓展期刊的报道范围、引入新的文章格式。”

    在马库斯的领导下，《细胞》创办了一份新的分刊——《前沿》，这份刊物不仅报道原创性研究成果，还大量报道对直接影响科学的全球性问题和策略的评论、见解和辩论。2005年，她倡导了一项新政策，即细胞出版社的期刊的所有内容（一直回溯至1995年）自出版后12个月，便可在互联网上免费阅读。

    “今天，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预测未来5年的科学发展和最重要领域，设计《细胞》5年内的发展战略和执行措施。”

    她说：“编辑是一个大工作，三年来我可能只有一天的休假，但我爱这份工作。”

   《细胞》与中国

    据资料查证，1980年8月，《细胞》发表了第一篇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三位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王敖全、戴秀玉和陆如德研究员。之后25年间，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陆续发表了数篇《细胞》论文，《细胞》的论文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国大陆科学家的名字，但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均不是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

    2000年，作为《神经元》的编辑，艾米莉·马库斯首次访问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实验室，她发现中国的研究人员非常不愿意将论文投向《细胞》，因为他们认为《细胞》高不可及，所以，她付出相当的努力在中国推广细胞出版社的期刊。至今，她6次来到中国，访问了近50个实验室。

    在经历长久的沉默后，2005年1月14日出版的《细胞》发表了25年来第一篇来自中国大陆的论文，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饶毅研究员和蒋辉博士等； 而在2005年8月12日出版的《细胞》的封面文章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许田博士和吴晓晖博士等的论文。

    2005年，《细胞》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投稿28篇,其中5篇被发表，稿件接收率为18%。

    “2005年来自中国的稿件接收率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马库斯说。

    2006年10月9日，马库斯到北京，在爱恩唯尔举办的中国期刊编辑培训班上发表《从研究人员到科学编辑：我在Cell的经历》的演讲，10月10日上午，在离开北京回美国前5个小时，她接受了《科学时报》、《中国日报》和《新闻出版报》记者的联合采访。

    艾米莉·马库斯 1982年在美国卫斯里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之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埃里克·坎德尔（Eric R. Kandel）从事研究——坎德尔在信号传导方面的研究获得200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6年，她获得耶鲁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索尔克研究所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博士后研究，1998年，她出任《神经元》的编辑，2003年11月，她出任《细胞》总编辑和细胞出版社执行编辑。

    十多年来，马库斯活跃在世界级的学术殿堂，掌握了识别重大科学发现和评价科学数据的技能。她说：“我每个月会用1/4的时间旅行，旅行期间，我每天会用10~12小时在实验室里与科学家交谈。我每年大约参加10个国际学术会议。”

    马库斯的一位导师评价马库斯：“是一位非常有活力、有智慧和正直的”编辑，而且还非常可爱。

    《细胞》：国际科学出版史上的传奇

    1974年，本杰明·列文（Benjamin Lewin）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创办了一份综合性生命科学期刊《细胞》（Cell）。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细胞》被认为是生物科学领域最好的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堪与有着百年历史的美国《科学》杂志和英国《自然》杂志媲美。据SCI统计数据，三份杂志在2005年的期刊影响因子分别为29.43、30.927和29.273。

    1986年，列文购买《细胞》期刊并创建了细胞出版社，并在此后13年间创办了《神经元》、《免疫》和《分子细胞》三份期刊。

    1999年，爱思唯尔（Elsevier）公司购买细胞出版社，在之后7年中，细胞出版社又创办或兼并了其他6份期刊。

    从1974年至今，细胞出版社共发表了59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

    从1994年至今，细胞出版社发表的10篇论文成为作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其中包括200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化学奖的论文。

    艾米莉·马库斯1998年出任《神经元》编辑，2003年11月出任《细胞》总编辑和细胞出版社执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