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说法”

　　大师们的“说法”

　　

生物通综合：

周俊：真正了解植物保护的人太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周俊日前为贵州大学师生作了《植物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的报告，这是“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西南地区专题巡讲活动的第6场报告。

    在报告中，周俊结合西南地区实际，通过大量丰富多彩的图片，从植物科学是美丽的科学、植物科学是自然界的第一生产力、植物科学是用途最广的科学、保护植物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等四个方面作了详细阐述。他着力激发听众热爱植物、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的兴趣，呼吁大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植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大家知道，生物界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植物几乎是唯一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动物直接间接利用植物才得以生存发展，微生物消化植物和动物提供土壤养分，三者缺一不可。自然科学有成千上万的科学门类，我以为最美丽的是植物，研究植物的科学是美丽的科学。”

    “植物是自然界的第一生产力。发现事物间的相互作用是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成千上万作用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光合作用。而植物几乎是唯一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有光合作用，才有葡萄糖、氨基酸、DNA、脂肪酸和次生代谢产物。”

    “植物学还是用途最广的科学，提供玉米、水稻、水果蔬菜等食品和维生素，提供棉、麻等纤维和木材，提供煤炭、石油、植物柴油和植物燃料（沼气）等能源，提供烟、茶、咖啡等满足人们嗜好，提供胡萝卜素等无毒天然色素，提供天然药物，特别是重大疾病的先导化合物。”致力于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研究的周俊讲解了植物入药的历史和实践。

    “以植物为对象研究生命科学的未知现象，已知的成果有抗棉铃虫基因的棉花，蓝玫瑰和黑牡丹都有可能，关键是中国人能否作出贡献？”

    周俊还结合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地貌谈到了石漠化治理的问题。“60%的土地是喀斯特地貌，黄果树、从云南到贵州北边都是喀斯特地貌。这种土地类型带来石漠化的问题。一颗种子只有长在石头缝里才能生长，如果破坏了，再生长一棵树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周俊还批评了一些城市移植大树、园林恶化的极致例子。“人类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必将得到自然报复，在我国，报复已经开始——沙化面积逐年增加，环境恶化逐年增加，呈现整体恶化、局部改善的局面；一些物种已濒危或消失；物种的灭绝和环境的恶化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可惜的是，现在真正了解保护植物重大意义的人太少，植物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普及科学知识，使大家都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要为了政绩和GDP而妨碍和谐发展观；控制人口不放松，提高人口质量及文化素质；节约用地，特别是节约耕地；旅游要注意保护生态；将保护自然和保护植物列入义务教育内容；按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周俊呼吁大家都深刻了解保护环境的意义，并参与到保护环境的队伍中来。

 杀一个智障青年救五个杰出院士行不行？ 
 

　　由科学与发展网络、英国文化协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分会、英国大使馆公关处联合举办的生命伦理报道研修班25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讲，与会专家对生命伦理学相关报道中一些容易混淆的科学概念做了详细解说。

　　杀一个智障青年救五个杰出院士行不行？

　　邱仁宗教授：生命伦理学基本问题

　　邱仁宗教授在他关于生命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课程中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在一次大多数有顶级科学家参加的生命科学伦理问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有专家提出我国的伦理学原则应该是社会整体利益第一。于是会上有人提出，设我国有五位院士，他们将对解决我国面临21世纪的挑战和问题作出突出贡献，但他们分别有一个脏器(心、肺、肝、左肾、右肾衰竭)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这样他们可以再为国家工作20年，解决我国21世纪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正好有一个智商20的残疾青年，他不能自力，一生靠国家救济，但他身体健康，五个器官结构和功能特好，与五位院士的组织配型完全合适。按照社会整体利益第一原则，应该杀死他将他的器官移植给这五位院士。你是否同意？如果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亲爱的读者，你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吴文俊：科学界需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历来英雄辈出的时代都为后世所敬仰，但，9月22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思源楼上，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在接受《科学时报》专访时，语出惊人，“我希望在中国的数学圈，抑或在科学界没有英雄。”

    英雄是落后的标志

    9月12日，刚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三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上荣获邵逸夫数学科学奖的吴文俊，为中国数学界再次赢得了荣誉，被称为中国数学界的一件盛事。早已诸多奖项加身的他，被誉为我国数学界的杰出代表与楷模。

    对此，吴文俊说：“对我个人而言，每次获奖都是高兴的事儿。”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稍作出成绩，就被大家捧成英雄，这个现象不是好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坏事情。这说明我们的科研还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有个吴文俊，那能说明什么？要是在这一个领域，发现有十个八个研究人员的工作都非常好，无法判定谁是英雄，那才说明我们发展了、进步了。”吴文俊说，“这可能是我的怪论。但确实曾有人说过‘英雄是落后国家的产物’，在科学界，至少在数学领域，我很认同这句话。”

    1961年，美国著名数学家、国际数学联盟第一届主席斯通（M.stone）说，“整体上中国人的贡献在数学界影响不是很大，但少数被公认为富有成就的数学家，他们新近的贡献被高度评价，”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评论。

    科学界需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吴文俊进一步诠释这个理念：以前法国是欧洲数学中心，数学家都去巴黎朝圣。那时德国数学相对落后，因此，高斯、希尔伯特成为一代英雄式的人物。其后，没有再听到德国又出了这样的英雄人物。但是，现在德国数学被认为是“后起之秀”，水平很高。“再比如拓扑学，美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拓扑学的人员，你要说谁是英雄，比不出来，大家都很杰出，都在某个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说明在这个领域美国是拔尖的。”吴文俊说。

    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不会只针对某一个人的成绩，而是群体的高度。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做数学大国的功课

    1999年，数学天元基金成立10周年时，吴文俊曾谈到中国成为数学大国的步骤：第一步是规划，规划当时已经有了；第二步是赶超日本；第三步，赶欧美。时隔7年，吴文俊再次谈到中国数学与日本的距离。

    “在一些领域日本做得还是比较有水平，但在某些点上，比如拓扑学，我觉得他们并不高明。但是，总的来说，日本能举出很多人做出了杰出工作，可以说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没有英雄的境界。”

    近些年，国内一大批青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吴文俊非常乐观地表示，“数学界的学术风气还是比较正、洁净，我看到的年轻人都在埋头苦干，中国离没有英雄的境界很近了，已经能看到这个苗头。”

    早些年，与吴文俊同辈的老一代科学家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现在我们做的工作很出色。但是，领域是人家开创的，问题也是人家提出的，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有些把人家未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在人家的领域做出了使人家佩服的工作，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这就好像别人已经开辟出了一片天地，你在这片天地中，即便翻江倒海、苦心经营，也很难超过人家，这片天地终究是人家的。”

    那么今后做什么？吴文俊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域，创造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问题。

    讲求效率的他也在不断地思考以何种方法、方式来完成这个目标。数学家多是单兵作战，吴文俊笑指自己说，“我以前也是这样，但现在我看到有一个多学科组合模式，我很欣赏。”

    多学科组合（multidisciplinarity）模式即多个学科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试图在各自领域的框架内对问题进行理解，而并不强调各个领域间的合作或是发展出共同的框架概念，其目标是解决一个迫切的学科发展新趋势。这种模式类同于智囊团模式。

    吴文俊说，“‘文革’期间，关肇直同志在思想上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他说的‘不要扎根外国、追随外国，立足国内’的这种思想是行得通的。起码在我这儿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国际科技竞争中数学不可替代

    中国中学生多次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回好成绩，被认为是中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从一个数学家的角度看，吴文俊更同意丘成桐教授的意见。丘成桐曾在相关媒体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奥数在中国陷入一种盲从状态，事实上它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性学习。小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没有任何研究性思维，他们往往随周围潮流、家长期盼而陷入被动学习。中国的奥数教学现状是学校滥竽充数，学习方法太片面，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学生系统学习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学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当过分功利。”

    “参加数学竞赛获奖是很可贵的，但是不能过分重视。因为它不能代表一名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吴文俊说，国外曾有人做过统计，小时候参加竞赛获过奖的学生，日后在数学上有所作为的微乎其微。

    但是，一个缺乏数学思维的民族，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也必会受到制约。吴文俊很赞赏历届美国总统对数学的认识和态度。1957年前苏联抢先用火箭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看到前苏联的火箭上天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马上反思国民教育要加强，于是政府出台鼓励政策培养数学、物理人才”。

    近期，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指出，保持美国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美国人在知识技能和创造性方面的领先优势。他宣布将实施“美国人竞争力计划”：在未来10年把用于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教育和研究的财政预算翻倍；鼓励美国青少年学习更多、更深入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知识；增加培养约七万名高中教师，其中包括三万名数学、物理和科学研究学科的教师，以及将对研究开发活动实施永久性减税等。

    这是一个大国对数学的态度。

陈懋章：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是创新的灵魂

    “原始的火箭是中国发明的，但现代火箭并不是中国制造的。燃气涡轮的原型——走马灯是中国发明的，但燃气涡轮来自西方。中国古代有竹蜻蜓，但原理相似的现代直升机并不是中国发明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建成创新型国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目标。创新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紧密结合的过程。我们需要怎样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才能做出真正的创新？”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西南巡讲贵州报告会日前在贵阳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陈懋章为贵州省省直机关工作人员和大学生们报告《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航空科技创新的灵魂》时提出上述问题。陈懋章是航空发动机专家，长期从事叶轮机动力学和黏性流体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陈懋章强调，科学精神是基础，是精神追求和精神取向问题，而科学思维则是方法论问题。“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1979年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在那里，我学到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但是我感受更深的是英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牛顿、培根等科学家代表的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是他们极端务实的精神，追求精确定量的精神，追求对客观规律不断加深认识的精神。”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美国总统杰斐逊曾经说过：‘诚信是智慧之书的第一章’。诚信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科学精神对待客观规律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一般认为，诚信是道德层面的东西，他把诚信放在智慧的第一位，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为是聪明，其实是不智。”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批判的，不为已有的观念和知识所束缚，是创新的。陈懋章以自己的科研经历来说明质疑对于新发现的重要性。“1981年我回国后，与航空场所联系密切，帮着参与航空发动机的一个重要改型设计，以提高发动机性能。发动机改型后确实提高了飞机性能，但是在试飞时出现了熄火的故障。我仔细查看和研究地面及飞行试验数据，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当时用的是前苏联的扩大发动机稳定工作范围的技术，在俄罗斯用得比较广泛，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家都对它比较迷信，以为不会发生‘失速’、‘喘振’等现象，国内外都从没有认真研究过这种装置的工作能力究竟多大？究竟有没有不好的方面？我想了很多原因，后来一点点排除，发现它既有扩大稳定工作的本领，但在有些情况下会不利于稳定工作。仅仅是一天晚上的时间，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反复考虑反复琢磨，构思了一种国内外都没有的方案，我已感觉到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再进行推断，进行数字解，在此基础上得出全部的几何参数，再利用参数做结构设计，经过几百个小时的发动机整机试验后，试飞了50多个小时，再没有发生过熄火。”

    陈懋章说自己对这段科研经历的体会是科研需要直觉和灵感，但直觉和灵感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仔细观察、对物理机制的深刻理解上，不迷信理论和技术已有的光环，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和试验，最后才得出正确的结论，可谓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