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女博士女硕士顶了"半边天"

　　女博士女硕士顶了"半边天"

　　

生物通综合：

华东理工调查显示:女博士女硕士顶了"半边天" 
 
    在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中，男生学理、女生学文，似乎天经地义。最近，沪上一所标准的理工类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进行的一项校内调查却显示：理工类高学历女生如今顶了“半边天”。

    根据华东理工宿管科提供的数据：学校本科生男女宿舍安排的比例是60%对40%，硕士生男女生宿舍安排则是各50%。而该校研究生院最新的统计数字：2005年博士硕士毕业1113人，其中女生418人。2005年春秋两季华东理工毕业的博士是117人，其中女生38人，占32.4%。

    大学校园内女生越来越多，而且理工类的女博士、女硕士越来越多，不止华东理工一家，其实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据统计，2005年，上海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是44.26万人，其中女生是22.81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1.2倍。目前，在校女生比重达51.5%，比2000年上升了4.9个百分点。

其它硕博研究生新闻纵览：

海归博士疾病基因研究入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 

    中等个头，为人谦和，谈到所从事的人类疾病基因研究时，杨正林博士一脸自信。这位走在医学王国最前沿的青年才俊，凭借对人类老年黄斑变性(AMD)易感基因的研究成果，入围《科学》杂志评出的2006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　
　　记者见到杨正林时，他正和同事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省人民医院分子生物学与遗传研究中心紧张地做着实验。杨正林告诉记者，他重点针对疾病基因进行研究，就是从解决疾病的根本途径入手，寻找真正的致病原因。从分子水平来阐明导致发生疾病的机制，从预防上下功夫，为彻底治愈疾病提供有利的依据。　

　　今年四十岁的杨正林，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开始投入到分子遗传学这个相当前沿的领域。2000年前往美国，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克利夫兰临床医院完成了博士后的学业后，在美国犹他大学任高级研究员。2004年他毅然回国。

　　杨正林出生于邛崃市一户农家，从小吃苦耐劳。在美期间，为了掌握最先进的疾病基因研究方法，他每天往返于实验室和住处之间，过着简单枯燥的生活。导师张康教授评价道：“为了一个实验，他可以不吃不睡，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为了采集对分子遗传学实验十分重要的家系血液标本，杨正林经常深入偏僻山区，耐心地劝导病患。

　　杨正林有一颗热爱家乡、报效桑梓的拳拳之心。经过在美深造，杨正林以其取得的突出成就，赢得了美国贝克曼公司、克利夫兰临床医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公司和高校的青睐，纷纷以优越的待遇和研究条件吸引杨正林加盟。杨正林说，“我的根在四川”，婉言谢绝。2004年杨回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后，该院投入上千万元组建人类分子遗传中心，由杨正林任主任，为他搭建起事业腾飞的平台。

　　艰辛的工作终有回报。在攻克人类疾病基因的征程中，杨正林先后在世界上首次参与定位了两个人类疾病基因，其中一个为第一作者；在世界上首次参与发现了六个人类疾病基因，其中三个为第一作者。发现的疾病基因被收录入世界权威的疾病基因网站，和眼科疾病基因网站，英国伦敦大学将其作为重要的疾病基因收集。他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六十余篇论文，并获得多项殊荣和奖励。如美国视光学与眼科学会博士后奖、美国骑士基金奖；被评为四川省学科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十大杰出青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对于去年以第一作者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最新成果，杨正林告诉记者，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将为老年黄斑变性患者的早期诊断、治疗和预防带来福音。他介绍，目前AMD已成为老年人最主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全世界患病人数1000万，中国60至69岁人群AMD患病率为7.77%，70岁以上可达15.33%。AMD分干性(非新生血管型)和湿性(新生血管型)，中国人群高发病率的为湿性AMD。他和张康博士的最新研究，发现了湿性AMD新的疾病风险基因所在。这一成果为揭示AMD的发病机制及AMD的早期监测和辅助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可能提供AMD药物治疗的新靶点。

　　杨博士表示，由于湿性AMD在亚裔华人中的发病率更高，同时致盲危害性远大于干性AMD，这一成果对于中国AMD防治以及系统防盲工程意义重大。同时，AMD是一种多基因疾病，这一成果对类似多基因疾病如糖尿病等的研究和治疗，同样具有指导作用。(杨杰) 
 
15岁入读美大学博士班　大马华裔神童张世明病逝

以15岁年龄考上美国大学博士班，6年后获博士学位的马来西亚华裔神童张世明1月6日早上病逝，得年31岁。

　　据马来西亚光华日报报道，张世明生前居住在芙蓉武吉亚沙花园，他6日在医院病逝后，遗体于7日早上送返芙蓉住家，惟他的父母依然同样低调处理他的后事，以致左邻右舍根本不知道他病逝的消息。

　　据了解，张世明生前在吉隆坡一家医院疗养，他居住的病房为间隔6个病床的开放式精神科病房。由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度欠佳，入院以来拒绝进食，也不愿意走动、说话，甚至不要张开双眼。

　　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张世明一直拒绝进食，导致身体日渐消瘦，院方只好通过输液管为他注入营养液，而且必须每3小时喂奶一次，但他却不愿喝奶。

　　神童张世明出身自芙蓉武吉亚沙花园，他于小学三年级时，从马六甲转学到芙蓉中华小学，并由家长通过校方向教育部提出申请，直接升跃小学五年级。

　　之后，他凭着过人天资进入芙蓉中华中学，并由初中一升跃至高一，父母发现爱儿拥有超常人的聪明，于是为儿子申请美国一所大学物理系，并且获该大学接受入学。

　　不过，根据美国大学规定，凡是不足龄的大学生必须拥有监护人陪同，才能进入大学，所以当时年约15岁的张世明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到美国升学。

　　同时，由于陪同学生到大学求学的监护人，不获准在美国工作，在左思右想之下，张世明的父亲还是决定放弃原本的经理职位，陪同儿子到美国大学求学。

　　但是，到美国生活的费用庞大，加上不获准在美国工作，使得张世明升学受阻。

　　由于张世明天资过人，并遭世人冠上“神童”光环，堪称华社之光，因此，大马华社纷纷伸出援手，筹款支助张世明父子俩在美国的生活费。

　　到了美国大学，张世明在物理系表现不俗，华社也等待这位神童凯旋归来，可惜的是，张世明在求学期间因为精神状况出现问题，家人在逼于无奈下，悄悄送他回国。

提高博士生水准离不开制度建设

    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去戴博士帽，我想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对学术有所追求的人，也希望通过自己艰苦探索在毕业时成为自己“研究领域中世界第一的专家”，也愿意做“热爱工作、积极乐观的人”，生活上也已经做好了清贫的思想准备。但现实和环境如何呢？说实话，我们早已不幻想“戴上博士帽然后一步跨进挣钱多的地方”，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的学术研究环境。

    中国博士生科研水平落后早已受到很多关注，一些院士、博士生导师和其他人士都提出了改革的呼吁和方案。我也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首先，应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读书本应过清苦的生活，对此每个博士生应当都没有异议，但如果没有基本生活保障，如何做研究？其实不必很多，能达到1000元大家就会满意的。

    如果国家经费难以完全满足需要，解决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学校补充。很多学校都有校友捐赠基金，学校办各种班所得学费本身也是很大一笔收入，完全可以从中抽出部分来资助博士生。其二是导师资助。现在每位导师每年只允许招收两名全脱产博士，只要导师有经费，不会造成负担，何况好的博士生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投入。由导师负责博士生收入的差额部分，已经在不少学校试行或推行。

    第二，应保障博士生正当权益。目前许多博士生完全受制于导师。应当保障博士生劳动所得和学术研究的正当权益。就劳动所得而言，为导师做赚钱的项目（圈内称之为横向项目，以区别于学术研究的纵向项目），应当为博士生付相应的报酬。国家和学校应当规定：横向项目金额的20％~30％必须用于博士生培养。可由学校财务统一提取此部分资金，导师上报参与项目学生名单和分配方案，由学校财务注入学生账户；如果导师不上报，此部分资金由学校划入培养基金，统一分配给其他博士生，用于发放生活费和参加学术会议等。

    就学术研究而言，应当保证读博其间至少参加一次高水平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以开阔视野、提升研究档次。

    第三，建立博导聘任制度。很多国家并没有博导这个称谓，只要有学术能力、有人愿意跟从学习的教师，都可以带博士，所以国际交流时中国教授强调自己是博导时引来的多是诧异的目光。应当取消博导终身制，全面推行聘任制度。博导只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地位标志、职称甚至摇钱树。对于两年或3年内没有申请到任何省部级以上科研资助或者在国内外高质量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导师，应当暂停其招收博士生资格，等达标后再聘任。这样既可以保证导师有学术研究、指导能力，也可以保证博士生学术成果的质量。浙江大学已出台相关规定，吉林大学也已取消过多名博导资格，效果良好。

    第四，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国外的成熟体制是：除了MBA等针对性强的专业学位，硕士都是非正式学位。学生研究生入学后就按博士标准培养，如果学生中途不想继续研究可提出申请，校方考察其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再颁发硕士学位。这与我国当前的硕博连读制度相似。其优点是：保证博士硕士双重质量，留下来的都是有能力、有兴趣、愿意做学问的人，走出去的硕士也经过足够的学术训练。

    而目前国内采取的是硕士博士分离的培养模式，主要的弊端包括：由于硕士迅速扩招，而教育资源滞后，为硕士开设的课程和讲授方式与本科并无根本区别，硕一也被称为“大五”。许多硕士生第一年上课，第二年年初就开始找工作，根本没受到任何正规学术训练。找工作时也因为与本科生无质的区别却要求更高待遇而受到冷遇，造成读了硕士找工作更难的困境。而如果其中部分硕士因找工作难而读博，他们很容易成为无功底、无兴趣、无恒心的“三无”博士生。另外，即使愿意做研究的人，因为硕士期间的学术训练不够，往往也要再用1年多时间积累和探索，加上发表论文数量质量的压力，常感时间紧迫，苦不堪言。即使这些人毕业了，因为竞争力和环境所限，就业仍然困难。正如网上一个流行一时的帖子讽刺的：博士后就业都没保障，只好让国家设立勇士、壮士直到烈士学位，保证“活到老、学到老”。

    因此，应当推广硕博连读制度。这样既可以集中资源培养有能力、有决心做学术研究的人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可以为社会培养大批善于应用创新、善于用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第五，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对于事实证明属于“三无”的博士生，可以通过中期考核、暂停学习等制度，使其尽早投入其他岗位，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好事。许多学校已出台了相关制度，如停止资助、3年内保留学籍等，事实证明是有效也有利的。

    另外，应当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比如公布博士毕业和就业情况，请在读博士生谈体会等，让学生入学前可以对学校、专业、导师有充分了解，减少盲目性和幻想，对未来风险有充分认识。这样可以减少投机心理，净化博士生队伍。

    对我们而言，无论客观环境多么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其实许多时候，外界的压力还没有大到将做学问的空间挤压得一丝不剩的程度，只要想做还是可以有所为的，何况比起许多在艰难卓绝的条件下有所成的大家，现在的物质环境和人文氛围都好得多。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并努力解决困难。真正做到珍惜时间，不要局限在环境和自我的小圈子中难以自拔。虽然我们的研究条件尤其是硬件并不比任何世界名校差，我们的素质也是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充分承认的，但我们在视野、研究的规范等方面还确实有差距，不少人也有点眼高手低的毛病。只要认真踏实地努力，不断总结和交流，我们肯定会找到方向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取得丰硕成果。
 
 
 
女硕士冲着财富而嫁也是利令智昏 

    南京师范大学日前对市内四所高校的女研究生择偶标准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在对自己理想对象的首要标准的调查中，选择要嫁就嫁有钱人的女硕士达到86%，其次是选择人品的比例84％，排在第三的是个人能力80％。（（1月5日《青年时报》）

    南师大的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用两句话形容：并不意外，却也惊诧。说并不意外，乃是因为今天已听多了女大学生、女研究生毕业时成为“急嫁族”的消息，听多了富翁去大学校园征婚的新闻，现在听到南京四所高校的女研究生要嫁有钱人，自然不会感到有多么奇怪。而之所以仍有惊诧，则是因为只愿嫁给“钻石王老五”的女研究生竟有八成之多，几乎成了女研究生的集体择偶观，而且有钱与否压过了人品好坏。换言之，只要有钱，人品不行也行；人品再好，没钱也是不行——这个“一票否决”，颇是发人深省。

    有钱不是坏事，想嫁有钱人也不是坏事。如今价值多元，在守法的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是个人的自由。女大学生也罢，女研究生也罢，追求“嫁得好”，似也可以理解。追求“嫁得好”未必就等同于爱情被明码标价，正如没有钱的爱情未必就是真正的爱情一样，有了钱，爱情也未必就黯然失色。富女子嫁了穷男子或者富男子娶了穷女子，古今中外都有，但穷富不论的前提是必须心心相印，两情相悦，此所谓爱情无价。“嫁得好”之所以能称“嫁得好”，不可或缺的前提是要有真正的爱情为基础。倘若不问人品，不问有情无情，只要有钱就行，将“嫁得好”异化为谁有钱嫁给谁，钻进笼子做了“金丝雀”，所谓“嫁得好”只是自欺欺人。这样的婚姻，已不是什么“爱情的坟墓”而是灵魂的地狱了——这样的择偶观出现在高学历的知识女性身上，实在让人感到了悲哀。

    不知这样说是否言重，但我还是不能不说：女研究生仅仅冲着财富而嫁，也是一种利令智昏。心窍已为财所迷，自然不会将爱情、婚姻视为神圣的东西，自然也不会去追求纯洁的爱情和美好的婚姻。而这样谈钱论嫁，会不会自毁了人生，也不能不让人担心。今天常听到一种议论，将女大学生、女研究生追求“嫁得好”舍弃“干得好”归咎于求职的艰难，创业的坎坷。甚至有人搬出西哲的格言“没有面包，爱情也会饿死”为“求嫁舍干”辩护。求职艰难，创业坎坷都是事实，然而今天还不至于“没有面包”也是事实。倒是有钱就嫁，“面包”多得吃不完了，爱情不会死于饥饿了——然而问题是有爱情吗？
 
年薪十万招聘与硕士下跪求职  
 
在高校毕业生四处求职找工作的关键时期，用人单位这样可以说是求贤若渴的招聘热情，多少与当前被称为是毕业生就业“寒冬期”的窘迫局面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就在年前，湖南的媒体还报道了两起研究生为找工作而不惜下跪的新闻：“省内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校长办公室里”。（见2006年27日《潇湘晨报》）而且，不光是湖南研究生下跪求职这样的个案反映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严峻”，有关统计与预测也表明，目前的大学生率只有七成左右，另有三成没有着落。因此，大学生当保姆、大学生回乡当“新知青”，以及“零工资就业”等与“就业难”有关的消息频频在媒体亮相。以致在当前社会发展急需要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人、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不敢送孩子读书的尴尬——媒体上的“就业难”报道与身边孩子求职时的四处碰壁，使家长和孩子们在是否读大学，是否进一步读研深造的问题上，陷入了“读大学马上穷，不上大学一辈子穷”的两难境地。

事实上一个在科学知识上停滞不前，不读书求知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历史上西方那些能够短时间内实现“大国崛起”的民族靠的也就是知识与科技。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尽管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受教育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大国并不是人才大国，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与发达国家比还“低得可怜”。在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构成比例方面，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仅为459人，而日本为4960人，是我国的11倍多，美国与我们相邻的韩国也分别是我们的8倍和4倍。至于受教育年限，我们人均只有不到8年，是美国一半。在拿现在不认为是已经“多了”、“滥了”、“臭市”了的研究生教育来说，美国总人口不到3亿，目前研究生达到了200多万，而我国13亿人口，研究生到今年才刚过100万。这种人才与知识总量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国力、实力上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高等教育人口不是多了，而是与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教育部长周济当前的高校科研存在的问题是“两头够不着”：上不着天，与科学前沿发展水平相距甚远；下不着地，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关系不大。因此，他建议高校科研要“弯下腰来”。其实，不光是高校科研要“弯下腰来”，整个高等教育都应该“弯下腰来”。而且从现实需求来说，在培养学生上“弯下腰来”更为迫切，也意义更大。因为培养出的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罢，能够满足社会的市场需求，能够让学生找到饭吃，是对教育部门最最基本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以说是天价的学费，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和良心，才能不会湮灭中低收入家庭送孩子读书的热情。也只有这样，教育这台机器才能进入有投入、有产出的良性循环，教育兴国、科技兴国的大计才有希望实现。

可喜的是，在推动高等教育要与社会需求和实践相结合上已经在高校内部出现了一些的极力倡导者和实践者。如华中科技大学的赵振宇教授就不仅向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大声质问：“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据2006年12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而且，极力倡导新闻特色教育，不仅在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班，也是针对当前传媒发展趋势和需求，第一个公开呼吁积极探索培养集报道新闻与发表观点于一身的“评论记者”，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的学者（见2006年11期《新闻战线》）。其目的对于学生来说增加差异化竞争的实力，对于媒体来说，则可以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和同质媒体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新闻报道，同时发表意见、传播观点信息，从而在时间和深度上把握主动权。

虽然，类似赵振宇教授在新闻教学和研究生、本科生培养模式“别出心裁”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还没有大面积“开花”，他的“改革”也还没有大面积“结果”，但是，我们的教育需要这样的“弯下身来”，也需要更多本着为社会负责、为学生和家长负责的的人来吃这样的“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