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攻关”不如“公关”？

　　人大代表质疑：科研人员“攻关”不如“公关”？

　　

生物通综合：

人大代表质疑：科研人员“攻关”不如“公关”？ 
 

 “谁拿的项目多，谁的成绩就大，接下来他是不是参与研究都没多大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樊明武代表，从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位子上退下来没多久，可对如今科研院所里“攻关”不如“公关”的现象已经有些看不懂了。
　　“良性”的循环，不变的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代表把某些“幸运儿”们总能拿到项目，看作是一种“良性循环”：申请到项目———获得成绩———申请更大的项目。

　　一些科研单位为了获取科研经费，彰显自己的科研实力、学术水平，鼓励科研人员去申请各种项目。只要能拿到项目经费，科研人员就能在单位“扬眉吐气”，评职称、评奖、当博导，一顺百顺。褚君浩觉得，在有些科研单位项目申请似乎成了比研究本身更重要的工作内容。

　　现在的科研单位都有几个以申请项目见长的“项目老板”。他们项目最多，忙碌的申请过程，无法安下心来做研究，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单位“得分最高”的人。

　　“马太效应”让科研项目更多地集中在“老板”身上，而大多数学者对项目申请只能是望洋兴叹，困难重重。许多埋头做研究不谙“申请之道”的人，只能给别人打工，研究做得再好，也永远别想在单位的“英雄榜”上往前排。

　　中国科协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种情况，有14％的人认为在项目申请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有50.7％的人认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申请课题困难”。

　　其实，课题申请也是件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事情。“变了味”的评价方式，让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应运而生。最通常的办法是跟评委扯上关系，当然，如果能把评委领导的工作做通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应记者的要求，一位当过评委的研究人员让记者看了他手机上的一条短信：“请关照B单位”，发短信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本想把票投给A的他，最终表态A、B两家合作完成项目。他不得而知的是，其他几位评委是否收到了同样的短信。

　　灰色的提成，“圈钱”的谜

　　5%到10%，这是一组让科研人员敏感的数字。

　　不少科研人员愿意横下心来“跑”项目，不光因为这是单位评价自己的重要指标，更因为有无项目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收入。在一些单位，一个项目申请下来，申请人可以得到5%到10%的提成。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为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解决科研人员的工资偏低，国家有关部门曾出台一些规定，允许按一定比例从科研经费中提取少量奖金发给科研人员。5%到10%的提成，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褚君浩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这个提成带来的问题很多。一些单位和个人擅自扩大提成比例；一些人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获得大量的科研经费，搞“课题发包”，个人获得相当可观的经费提成，靠课题提成“致富”；提成的经费奖金发放不透明，造成科研人员之间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科研和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有的项目经费达几十万，几百万，项目提成的合理合法性成了争议的焦点。甚至有人认为这促使某些人把项目申请变成了纯粹的“圈钱运动”，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也在“运动”中越来越少了。

　　难立的项目，易结的题

　　立项像是科研过程中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要是过了这座山，剩下的路似乎就一马平川了。“你甚至可以不做，完全‘转包’给别人，不会影响你的成就，成绩的好坏没有人在意。”樊明武告诉记者。

　　针对科研投入管理的问题，褚君浩参与了九三学社组织的一项调查，他也同样发现，不少纵向项目存在着“立项难、结题易”的现象，“项目一经确立，就放任项目单位随意走过场。虽然现在许多项目有中期检查，但实际上一些中期检查流于形式。填一份表格、盖章后上交就算OK，管理部门几乎不对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核查”。

　　拿到经费的人，拿出了论文或成果就是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责任。至于这之中有多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有多少浪费或腐败，甚至有多少是他本人做的，很少有人清楚，更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在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有限的科技投入没能获得让人满意的回报。

　　现在项目结题的一个重要指征是论文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9，但是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第120位。

　　“我们的科研经费本来就有限，一定要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建议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责机制。对于投入产出效益极差的，应追究相应责任人的责任。

　　

　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委员:数量考核滋生科研腐败 
 
　　2006年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是饱受社会舆论非议的一年。“汉芯”造假事件被曝光后，陆续又有几起影响重大的学术造假事件被公开报道。科研不端、学术腐败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两会期间，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

　　数量考核滋生腐败

　　记者：去年出现几起影响很大的学术腐败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程津培：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对科研成果的考核管理过于追求数量。过去考核科技成果主要看有多少论文发表，有多少专利。这些就代表了成果，但是却忽略了成果的质量。有些科研工作者没有这么多的数量，为了拿到项目，晋升职称，就会去凑数造假。不是自己做的也挂在自己名下，拼凑搭车，急功近利。这样一个环境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当然也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本身就有道德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项目比以前多，钱也比以前多，而体制改革方面却相对滞后，这样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加上人们都认为学术界应该是一片净土，当学术界暴露出一些问题后，就会引起强烈的关注。

　　去年有几起科研不端行为曝光后，科技部及时进行了处理，其中包括“汉芯”造假事件。

　　考核改为分类评价

　　记者：去年出台了一系列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措，今年还会出台哪些措施？

　　程津培：治理科研腐败从2004年就开始了。去年针对科研工作者对经费使用不合理、利用科学经费做一些与科技无关的事情等问题，科技部出台了一个关于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8条制度。今年则主要把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正式运作起来，加大宣传力度，完善一些规则，改造科研环境；同时，重点改革科研成果考核办法。

　　记者：科研成果考核办法怎么改革？

　　程津培：主要是推行分类考核，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产业化等不同类别的科技活动确定不同的评价目标、内容和标准，并明确界定评价工作有关各方的职责。有的需要埋头苦干很多年才能出成果，不能只拿数量评价，要看这个项目的影响和国际上的地位等。另外，为避免出现“人情”评审和专家“小圈子”对科研评审活动的直接干预，科技部将逐步弱化政府组织的鉴定，政府将鉴定交给科技共同体或者中介服务体系，以提高鉴定的可信度。政府部门再管理这些中介机构，建立一个合理的管理体系。

　　记者：中介服务体系是哪些团体？是民间的吗？

　　程津培：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评价的团体，有的是学会，有的是专门成立的评估中心。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政府背景，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取得相应的资质。现在中介服务体系比较弱，今后将会加强这些体系的建设。

　　建评审专家信誉库

　　记者：出现了学术造假后，那些当初参与评审的专家有没有责任？

　　程津培：专家应该承担责任，组织者也要承担责任。由中介机构承担的评审，项目出现问题，则要追究中介机构的责任。

　　我们正在建立科研评审专家信誉库。参加评审的专家如果有误，可能会记录在案。对于经常出现判断失误的专家，以后不会邀请其参加评审。如果查实是有意的失误，我们会加重处理。

　　记者：专家信誉库的记录会不会公开？

　　程津培：这个记录暂时不公开，政府内部掌握。 (记者 柳志卿)
 

科技界委员怒斥“垃圾论文”  
 

“论文质量已经到了不得不关注的程度”。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俞汝勤委员说。
　　近几年，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是论文质量提高的幅度并不像数量那样大。

　　“有些论文涉嫌伪造数据，也有人使用的数据取自外国作者的论文，却并未明确引证。”俞汝勤忧虑的是，用英文向国际刊物投稿的作者并不是中国作者群体中素质最低的部分。

　　“发表在国内一些期刊上的论文质量更让人不能恭维”，这是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委员多年的经验。他说：“国内有些期刊唯利是图，不管论文水平如何，只要交钱就可以发表；有的编辑、审稿人不负责任，为钱、为人情乱开绿灯。这大大助长了造假之风，促动了‘垃圾论文’的产生。相比之下，我们投到国际期刊的论文水平还是相对较高的。”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对我说，一篇好的论文，10年以后还有价值，还能被同行引用。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武汉理工大学教授赵修建委员说，“这些年，我国的科研水平、设备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论文数量也有所提高。我以前要花一年时间写出的论文，现在可能几个月就能写成。在这样好的科研条件下，写出10年以后还有价值的论文，应该是科研人员的目标。”

　　厦门大学的郑兰荪委员对此深表认同，但是他认为，“十年磨一剑”实践起来非常困难，不仅要有科研人员自身的修养与素质，更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在他看来，现在的学术论文质量不高只是学术浮躁的缩影，“现在学术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浮躁，说白了就是沉不住气，静不下心来做研究”。

　　“有些研究可能要好几年以后才有成果，科研人员要担很大的风险。坐那么多年的冷板凳，谁敢冒这个风险，”郑兰荪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出不了成果、写不出论文，科研人员别说拿经费，甚至连聘任都成问题。”

　　当前，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发表期刊档次几乎成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唯一标准。这种“唯论文论”的评价机制在国内一些研究机构表现突出，评价标准只重数量，忽视质量。这种评判、管理机制被戚发轫委员戏称为“用手工作坊计件制的方法来统计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

　　俞汝勤认为，现在一些单位将论文当成主要目标进行考核，因此本末倒置。这类似应试教育中无视学生综合素质、将考试得高分作为主要目标，专注于传授考试技巧和猜测试题，这必然将科研和教育引向歧途。

　　

　　 科技界委员呼吁：不能听任科研项目“一女多嫁” 
 

 同一个科研项目，可以在好几个部门立到项、拿到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了，科学院创新工程可以立，科技部可以立，教育部也可以立。”国家973计划顾问组副组长、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佳洱委员将此戏称为“一女多嫁”。
　　很多科技界委员大都对这种境况深深不满。

　　“擅长拉关系、找‘婆婆’的人手中握着大把的经费和项目资源，一些真正想做事、能做事、不会‘跑部钱进’的人却揭不开锅”，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委员说，这加剧了科技界的“贫富分化”，导致科技资源分配不公、浪费严重，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

　　“每个实验小组只要有了经费，一般都会购置昂贵的试验仪器设备”，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夏建白委员举例说，在北京中关村，“纳米”研究用的电子显微镜，几乎每个高校和研究所里搞相关项目的实验室都有一台。“重复购置浪费了大量的科研经费。”

　　“有的课题组表面上承担了七八个项目，做的却是同一件事”，田中群说，换来的只是几篇浅尝辄止的、“挂着一大堆致谢单位”的论文。

　　由于可以多头申请，很多项目负责人忙于跑关系、写报告，具体的研究工作只能交给研究生去做。“一些大项目实际上成了分钱项目，首席专家成了‘分钱专家’。”夏建白说：“甚至有的项目负责人把大家的申请报告综合起来，形成总报告；申请到项目后，给大家分钱；结题验收时，再把大家的成果综合组织一下，形成总结报告。”

　　“现在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甚至作假的风气，除了评价体制本身的问题外，与此不无关系。”田中群说。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同一个项目可以从这里拿到钱，也可以从那里拿到钱？”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委员说。

　　多年主政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陈佳洱对此也很无奈。他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每个科研计划都有各自的申请条件，但界线很模糊，而且对一个科研项目能不能多头申请并没有原则性限制。“很多项目经过包装，就又成了一个新的项目。”

　　“我国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等都是在近20年内逐渐形成的，应该说每一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建白说，但目前的科研项目管理越来越复杂，项目种类越来越多，叠床架屋，已经到了该改的时候了。

　　“国家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应该统一，改变多头管理、多头资助的现状，以避免重复立项，浪费资源、人力和时间。否则钱给得越多，产出投入比越低。”

　　而陈佳洱则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对所有科学家承担项目的信息建立一个数据库，掌握并公布其占有的资源情况，便于在项目分配中统筹协调。

　　“对于管理部门应有科学的管理模式”，田中群说，“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应该分离。”

　　“应该由多个部门或者机构参与项目管理，不等于每一个都得管钱、立项目。这样既有利于资源集中，又有利于互相监督，避免项目管理中出现权力寻租。”

　 2006年国家科技计划工作体现出五特点 

　　2006年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是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关键年。“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工作围绕落实《纲要》的重点任务，全面部署，稳步推进，基本实现了计划执行到位和预算执行到位。

　　1、立足《纲要》，强化计划的系统设计和整体部署。“十一五”科技计划工作立足《纲要》，立足于《纲要》实施意见，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进行优化调整。使各个计划定位准确，有机衔接，保证了计划工作纳入全面落实《纲要》各项目标任务的轨道。
　　“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做了重要调整，由重大专项和基本计划构成。计划的安排落实紧扣自主创新这个主题，按照任务要求明确定位。

　　2、突出重点，全面落实《纲要》各项任务。“十一五”科技需求量大面广，今年科技计划的执行，在兼顾系统部署和全面支持的基础上，集中解决重大技术瓶颈突破、创新能力提升。一是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着力提升解决瓶颈制约的突破能力；二是突出关键产业的技术创新，着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三是突出对农业与社会公益领域的技术创新，着力提升社会公益的服务能力；四是突出空天、海洋及军民两用技术研究，着力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五是突出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技术研究，着力提升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3、完善制度，推进计划工作有序进行。组织力量，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各主要科技计划的“十一五”发展纲要，对“十一五”科技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为了进一步推进科技计划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还出台了《关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各科技计划的管理办法和经费管理办法、项目立项评审和预算评审评估规范等。这一系列法规、制度的出台，使得各个科技计划工作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有序操作，为“十一五”计划的启动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4、集思广义，突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制定《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各个计划纲要中，广泛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加强与各个部门、行业、地方的交流，充分反映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在计划项目设计过程中，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科技需求，结合国家的战略目标，综合凝练提出计划项目。在项目评审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发挥专家在咨询和评审评估中的作用。建立集体决策制度，重大事项由部务会研究决定。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决策的科学和民主，为顺利完成“十一五”科技计划的启动工作提供了根本保障。

　　5、协同协力，充分发挥部内各方面作用。科技部党组对部内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明确了综合司局、专业司局和事业单位在计划管理过程中的职责分工，进一步理顺了关系，以有利于发挥各方面和积极性，机关司局在计划管理中更加注重发挥宏观管理的作用，事业单位则在计划执行过程中重点加强具体的过程管理，共同推进科技计划的顺利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