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教授丘小庆诉名誉侵权案一审审结

　　海归教授丘小庆诉名誉侵权案一审审结

　　

海归教授丘小庆诉名誉侵权案一审审结

　3月21日，记者获悉，曾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川大海归教授丘小庆被指学术造假案在武侯区法院已一审审结，法院判定：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淑华等人所发的私人信件“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的说法缺乏证据，“科学知识的获得来自学习、实验和有客观证据支持的观察结果，眼见并不一定为实，它需要的是一种完全客观的证据。”“丘小庆的发明如果确实属实，那确实是抗菌素领域的一次新革命、将为保障人类健康作出重大贡献。退一步讲，即使丘小庆的发明仍然有缺陷，其提出的单一抗菌的研究方向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法院判决张淑华、欧真蓉以书面、公开方式向丘小庆赔礼道歉。

　　案件起因：  海归教授被指学术造假

　　丘小庆诉张淑华、欧真蓉二人名誉侵权纠纷，缘起2005年12月31日新语丝网站一篇题为“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的文章，该文章中，全文引述了一封写给国际知名学术刊物《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主编的私人信件。信件上，有左俊勇、杨莉、周雨祺、王海云、张淑华、欧真蓉等6人的签名。该信称：“因为英语障碍，我们在不了解内容的情况下变成了共同作者”，不能容忍自己“是一科学造假论文的共同署名者”，他们要求《自然生物技术》杂志撤销他们在这篇论文上的共同署名。

　　信件内容指责丘小庆学术造假，“根据文章所述，作者发明的PH-SA具有极高的特异性……作为此文的共同署名者，我们对这种科学造假感到惊诧，因为文章所声称的PH-SA这种所谓的特异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由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完成的对PH-SA主要药效学实验的结果恰恰与此文相反，PH-SA毫无此文所声称的那种特异性……在贵刊发表的这篇英文文章所表述的所谓特异性纯属通讯作者的杜撰……”

　　此文一发布，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认为丘小庆教授“学术造假”，甚至称其为“中国的黄禹锡”，给丘教授带来极大的压力。于是，丘教授向武侯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张淑华、欧真蓉，要求其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害抚慰金。

　　法庭激辩：私人信件是否构成侵权

　　庭审中，二被告辩称，网站刊发的内容仅是私人信件，而他们仅是在该信件上签名，信件是由署名者之一的左俊勇负责寄给《自然生物》的主编，该信件具有私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晓；原告并无证据表明信件的内容不属实；该信件在互联网上被公布系他人行为所致，被告既不知情亦未授权，因此与被告无关。至于丘教授的研究是不是“伪科学”，二被告也辩解说，“目前专利复审正在进行中”、“多肽的发明专利是否有效尚无结论”，因而法院应该对“该专利的方法委托进行司法鉴定”。二人还认为，法院还应当将网站及相关的当事人追加为被告，让他们一同应诉。

　　对二人的辩解，丘教授难以接受，他生气地说，该事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名誉损害，导致自己正常科研、教学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二被告理应停止侵权，并赔偿名誉损失。

　　法院判决：被告向丘小庆赔礼道歉

　　近日，经过1年的审理后，武侯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在15000余字的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在丘起诉前，张、欧既已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其称为“科学造假”、发明“纯属杜撰”，这显然是错误的。法院同时认为，二人参与签名的虽是私人信函，可该信函在互联网上刊登之后，多家新闻媒体（含网站）均转载，许多网友对丘教授进行了用词激烈的抨击，并将其形容为“中国的黄禹锡”、“市井无赖”等等，丘小庆的名誉权已被侵害。

　　本案中，张淑华、欧真蓉在信函中称丘小庆“科学造假”、发明“纯属杜撰”等等，已经构成了对丘小庆名誉的损害，二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并具有过错，据此，法院判决二人侵权成立，须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公开方式向丘小庆赔礼道歉。

　　据了解，丘小庆论文被指“科学造假”后，两名主要署名作者所在大学都作出表态。川大于去年4月17日发布新闻称，学校成立专家小组“独立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证明6位作者所说的论文造假没有事实依据。”

　　鉴于当事人均是科研人员，诉讼已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钻研时间，法院希望他们“均能够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消除误解，尽释前嫌，将主要的精力投入于新的抗生素领域的研发，携手推动抗生素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报记者  车文斌

　　新闻链接

　　法院精彩判词

　　判词之一

　　“伪科学”不能草率认定

　　如何看待科学与伪科学、科学造假的关系？本院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眼见并不一定为实，它需要的是一种完全客观的证据。就科学研究而言，如果一个人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不能得到认可，这属于科学界内部的争论，但是不能草率地认为是伪科学。

　　判词之二

　　“伪科学”也是伪的

　　谁有资格来判断一项研究、学说是否是伪科学？以什么名义来做判断？是以科学的名义还是以真理的名义？判断失误怎么办？交给上帝来判断吗？很遗憾，自从哥白尼发现地球围着太阳转之后，上帝就已经死了。真理本身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真理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是可以转变的。从真理的相对性角度而言，伪科学这一词汇本身也是伪的。

　　判词之三

　　科学发展  不是靠反伪科学来达到的

　　科学的发展是靠各种不同的假说之间相互竞争来推动的，不是靠反伪科学来达到的。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不会因为当时的人们无法接受就被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哥白尼的日心说战胜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不是靠打压完成的。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哥白尼的日心说显而易见可以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但今天地球围着太阳转已经是儿童都知道的常识性问题了。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也有人抨击其为伪科学。但是，此后的科学研究表明爱因斯坦不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就丘小庆的PH－SA发明而言，本院不想对其真实性作出判断，而且这本来也不应当是由法院进行判断的问题。但是我们想指出一点，丘小庆的PH－SA被誉为“生物导弹”。  
 
 
 
 
个别高校巨额债务从何来?"浪费并快乐着" 
 
 
    “高校负债”问题已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大代表透露：目前我国72所部属院校负债高达350亿元。然而，抛开国家投入不足，高校教育事业经费都用在何处？经费使用效率如何？

    近日，记者对上海几所高校进行了采访，结果显示，高校沉重的冗员压力、高昂的吃喝成本、设备的闲置浪费等“隐性消耗”让人瞠目。

    专家建议：高校财务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让钱花得更透明，让百姓看得更清楚。

    可怕的冗员资本

    记者采访发现，冗员繁多已成为我国高校“人员开支”的沉重负担。记者在这所部属院校的职工构成表上看到，该大学拥有专任教师1525人，科研机构人员210人，教辅人员426人，行政人员607人，工勤人员40人，校办工厂职工数420人，其他附设机构人员737人，编外人员78人。经计算，行政人员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8%(15%为正常范围)，专任教师仅占职工总数比例不到38%。

    我国高校冗员繁多，资源浪费、信息分散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形中加重了学校运行负担、加重了学生的学费负担。

    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表示：“高校应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上多下功夫，解决冗员问题，达到降低教育成本的目标！”

    多少设备在“休眠”？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透露，我国高校设备利用率特别低，设备购置浪费“惊人”。

    据调查，有些完全可以校间资源共享的巨额设备，一所学校买了，其他学校紧跟着买，反正花的是国家的钱，豪华攀比成风，“借设备拉项目”的潜在游戏规则，让众多学校“浪费并快乐着”，因为所得项目经费远远高于设备购置费用。

    购置高校科研所需设备，完全应该，但巨额投资的仪器设备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上海某重点高校的一位教授透露，学校花了约400万元购置了一台高精尖设备，然而，就在设备搬回学校时，发现存放新设备处，竟有一同等型号、档次略低的设备在一旁尚未来得及开封。他还透露，某高校购置一台50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价值上千万元，而一年使用还不到十次。这些高新设备，连一般教授都使用不上，更不用说学生使用了。

    大学高精尖设备成为摆设，学生们却要为之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高校共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亿元。但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只占4%，使用时间在400-1600小时之间的约占18%，使用时间在1-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占了62%。

    高校为何拥有如此多的闲置设备？据了解，我国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是直接划拨，经费分为两块：一是综合定额；二是专项补贴。综合定额按学生人数划拨，弹性很小；专项补贴按项目划拨，弹性很大，拥有设备是拉到项目的必要条件之一。

    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

    上海申教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主管过上海市教委财政事务的陈三慰说，“高校的教育成本有水分，应该将它挤干”。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宏观上，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微观上，学校目前的会计只是“记账员”，而无法行使“管理员”职责，高校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保障收费透明度，让高校的钱花得更明白，让老百姓看得更清楚。
 
 
 

人大教授披露大学官僚化调查：老师们保持缄默

　知情第三方：很多评审教授都质疑程序
　　“当时情况挺逗的，”这位老师回忆说，“教授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张鸣要求先说，他提出了这个评选程序不合法，当时李景治两次想打断他，被张鸣制止了，‘你别说，等我说完了你再说’……李景治在张鸣发言完了后，自己说了两句，之后，就要大家投票，还有教授开玩笑说，我也要发言。”
　　这位老师透露，并非张鸣一个人质疑评选的程序。“评教授之前，院里没有宣布规则，比如说是简单通过还是多数通过，是重复投票，还是非重复投票？也就是李景治和办公室主任两人商量了一个投票程序，然后在就在会上宣布了。教授们一听就都翻脸了，说就这个投票程序不行，投票应该由大家决定，设立第一轮、第二轮投票程序，达到多少票才算通过。”
　　张鸣告诉记者，自己坚持在会上发言是因为，之前就觉得评选程序有问题。张回忆说，在评定教授的会议之前两三天，院里就在公示栏贴了告示：“经院长办公室决定，以下同志为评选成员……”就评委会为何由院办公室决定这个问题，他还与李有过一段对话，而李明确地告诉张鸣，“职称评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不仅评审委员会，就连学术委员会都是院长、副院长和院长助理组成的办公会来确定的。”
　　“当时我提出，这样做没有合法性。而李跟我说，‘你讲政治学的讲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的不讲合法性。’那不就是他操控了这个评审委员会嘛！”张鸣告诉记者。
　　知情第三方：院领导要求不要跟张鸣站在一起
　　此后，“自那时以来，院长大人组织了若干会议，找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谈话，要人们切割跟我的关系，让我在众叛亲离中被迫离开人大。”张鸣在博客中写道。张在面对记者“谈话内容是否属实”问题时回答，“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是一个、两个人这么说，我还不相信，但是很多人都这么跟我说。”
　　而记者就此事向知情老师求证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李在很多场合都说了，跟张鸣没法沟通。也找了很多人谈话，要他们不要站错队伍。”
　　院方：说学院“逼”走张鸣是谎言
　　知情人：院领导认为张鸣不该向媒体报料
　　张鸣在博客上公开发生在人大国关学院的事，学院在网站上的公开信回应说，“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
　　而知情老师透露，在一些场合,院长也曾说张鸣损伤了自己的尊严，对自己不敬畏。而“博士论文答辩费”一事，张鸣则让国关学院丢了面子，媒体的报道让学校领导知道了此事。
　　在国关学院院方发布的四封公开信里，并没有回应博士论文答辩费的指责。
　　院领导：院长身份不容我回应
　　3月16日，记者在前往国关学院采访时，院长李景治否认，“我们能有什么恩怨，都是工作嘛！”李景治回答记者提出的“有网友质疑你与张鸣之间有私人恩怨，你在打击报复”时说。
　　院长李景治在拒绝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为什么我们没回应，是因为工作实在太紧张。我们之间有个不对称的关系，一个是信息不对称，再有一个是地位不对称。他是完全自由的，怎么讲都可以。但我是一个院长，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可能为了阐述明白一个事情，伤了别的教授。就拿他讲了一个例子，评教授怎么样，他可以想开了怎么讲都行，但是我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要讲，就会涉及到其他的人。”
　　张鸣：不会主动报料，但不能撒谎
　　张鸣则认为，在博士论文答辩费一事上，自己并没有做错。“我不会主动向媒体报料，这毕竟是我们学院内部的事。但是媒体找到我来问了，我肯定不能撒谎。”
　　张说，学生也不容易，他们已经拿到派遣证，但院里还没发他们该拿到的论文答辩费，博士生是1800元。“关键是院领导太蛮横了，毕业生和他们交涉，不但没句好话，还威胁学生。”张鸣说，当时他还建议记者向院里主管领导去核实。
　　据报道人大拖欠博士生论文答辩费的新闻同行说，当时曾致电主管副院长李宝俊核实，李不但拒绝回答问题，还认为对方获知了他的手机号侵犯了他的隐私。
　　五名已毕业博士生：见报后我们才拿到了钱
　　副院长李宝俊主动跟记者提起了论文答辩费一事。李说，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论文答辩费的事，“我说反正我是经得起查的，我没做亏心事。时间一长，也就不说了。很多同学都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就是一个博士生没拿到钱。”
　　随即，记者向5名已毕业的国关学院博士生核实，这些分属不同导师的博士生明确告知，当时的确没拿到钱，见报后的第二天，院方就通知大家去拿钱。
　　已从人大毕业的博士生储殷向记者证实，当时仅没拿到钱的博士生，就有30多人。储殷说，就是自己向媒体报的料。论文答辩费，院里一直拖到快离校了。同学跟院里主管领导要钱，被告知没钱。到学校问，才知道4月份钱就发下来了。后来大家还被主管院领导威胁不许声张。出于义愤，储殷给院长打了电话，却被说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曾有一位教师因得罪领导被逼走
　　储殷还向记者报料，此前，国关学院还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因为得罪了院领导，而被戴上“破坏团结”的罪名，最后离开了学院。储的说法，记者在另外两位教授那里得到了印证。就这一问题，记者试图向院方核实，但一直未找到相关人士。
　　谈及对此事的看法，储殷说，就是典型的领导给下属穿小鞋例子，“屁股决定脑袋”，“要是我坐到了李的位置上，说不定比他做得还过分。”储认为，张鸣事件应该不会引起人大校方的回应，因为这是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记者 徐英) 
浙大规定导师招生要交助研经费 一教授声明拒招 
 

　近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出声明，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向社会表明其“拒招”的态度。
　　在这份名为《告考生》的声明中，包伟民表示：“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该声明的落款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师包伟民谨启”，公布日期为“2007年2月28日”。

　　包伟民的这一声明公开后，立刻引起各方关注。有人认为很荒谬，学生读书导师也要交钱；有人则认为很合理，可以让导师招学生量力而行，而不至于过 
多过滥；有人则担忧，导师出了钱以后，会不会导致师生之间出现雇佣关系合法化的倾向？而且，这笔钱会不会最终转嫁到学生头上，而在学生缴纳培养费的同时，增添更多的负担？

　　导师招研究生要交“助研经费”

　　包伟民表示，他对教师向校方交钱这一做法非常不理解，这是他贴出告考生书的主要原因。“新的政策出来后，我觉得没法招生了，但有些考生已经直接考了，所以非常为难，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让考生知道，所以就写了这个告考生书，委托朋友贴在了国学论坛网等文史类考生较多的网站上”。

　　包伟民解释，他在声明书中所提的“鄙校新法”，是指浙江大学近来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规定。2006年，浙江大学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一，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涉及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而且关系到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研究生导师选聘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制度。

　　在这些制度中，研究生收费一项曾经备受关注，但由于新制度还有待于2007级研究生入学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一些关系导师切身利益的问题率先浮现出来。在浙大公布的系列改革方案中，教师们反应最激烈的，与即将读研究生的同学一样，是关于“收费”方面的内容，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

　　该方案提出，“导师资助研究生助学金的经费按照学科特点制定不同的标准，资助额度随当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递增。”具体执行办法，是将学科门类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和临床医学。

　　而导师的出资标准则按照以上的划分确定不同数额，在第一类中，导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1200元；在第二类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类，要缴纳的费用会更高，分别是1200元和4800元。导师如果还想多招学生，则要在此基础上翻倍递增。这就是说，一名工学的导师若要招3名博士生，他每年需向学校缴纳助研经费1．44万元。

　　方案同时规定，导师必须在录取研究生之前，将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学制年限内的全部资助经费，一次性划入专设的导师账户。

　　在相关文件中，浙江大学也强调，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分配，要与研究生导师的科研经费挂钩。导师一般应有研究课题、研究经费才能安排招生。

　　但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学校部分院系的反弹，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表示，“总体上看，人文学科反对的声音较多，社会科学有反对的，也有抱着支持试验态度的，工学等课题经费较多的学科反对声较少。”

　　制度设计考虑到了学科差异

　　事实上，该方案也确实考虑到了学科差异的因素，从所需缴纳经费的绝对数量来看，同招一个学生，人文学科所需付出的仅相当于其他学科的1／3至1／4左右。

　　不仅如此，方案还规定，浙大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扶植基金”，用于支持学校部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等的需要，支持指导教师招收第一名研究生所支付的费用。

　　但校方或许没有预料到的是，即使如此考虑，人文学科反弹依然强烈。该校人文学院一位教授表示，“交多交少是一回事，要不要交是另外一回事。别的学科有钱，爱交就交，人文学科没钱，怎么交？”

　　这一观点得到该校另一位教授的认同。这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课题经费相对少得多，尤其是横向课题（指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委托研究的应用型课题）更是少得可怜，而纵向课题（指由国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的经费在课题完成之前又不能动。“文科一个课题几万元算大课题了，再说，每年又有多少纵向课题可以申请？所以，这项新政策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导师非倒贴不可。”

　　“这不是交不交钱的问题，而是方案制定者如何对待人文基础学科的问题。”在包伟民看来，文科不像其他某些学科可以通过招生带来实际利益，文史类基础学科与其他应用学科差异很大，一般都没有项目，就是自己做研究。别的学科招来学生可以帮助做实验、做调查、做项目，但我们基本上是独立研究。

　　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分析认为，人文学科之所以反弹较大，主要是因为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特殊，师生之间更像是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本来就很少从学生那里得到相应回报，现在又要他们向学校交钱，出现反弹是可想而知的。

　　包伟民还表示，虽说学校让导师出助研经费的考虑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文史类学科导师补贴钱培养学生的情况却并非国际惯例，“前段时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访问我校，我请教他们学校的做法，他说他们那人文基础学科都是由学校给老师补贴钱，没有想到在我们这却倒过来了。”

　　包伟民说，正是基于这些，所以他不屑于申请“扶植”。综合这些考虑，他最后决定发个声明，“我当然知道政策不会因为抗议而改变，但这是在表明一个人的态度，表明我的不认同。”

　　引发校内对学术、市场和行政逻辑的争论

　　包伟民教授的告考生书，在浙江大学内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多个学科的教师参与进来，而讨论的内容也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一个博客上，该校社科处处长罗卫东、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经济学院教授叶航等人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一位教授表示，带学生从来都是学生交费，哪有教师交钱的道理？“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师生关系如何处理？会不会导致雇佣关系固定化？因为我招你进来是花了钱的，你就得替我老老实实干活儿！”

　　叶航教授在肯定改革方向基本正确的同时，对某些具体制度也有类似担忧，他说：“以前许多博导就是老板，这种情况工科特别盛行，学生招得越多干活儿的就越多，现在老师要交钱了，我最担心教师会更加明目张胆地把学生当成打工仔。”

　　还有些教师则担心这笔钱会转嫁到学生头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在这个方案下，某些学院的大多数教师只会向学校申请“扶植”基金带一个学生，还有极个别的甚至不带学生。如果有几个学生慕名投考，一定要拜在他门下，那这笔费用肯定只能由学生自己带过来，导师不可能帮他出这笔费用。

　　但罗卫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学校面临的是资源约束，博士点很多，博士导师很多，在国家出钱的情况下，人人都想多招学生。如何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引入这个“价格机制”是解决资源配置的一种尝试。

　　浙大的这个改革方案，确实采取了种种措施，对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导师招生过多过滥现象做出了反应，相关文件规定，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生一般不超过3名，博士生一般不超过两名，每名导师当年招收的研究生总数最多不超过5名。

　　史晋川教授也表示，近些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张很大，完全是因为有国家出钱，对导师而言没有约束，让大家都想吃免费午餐，导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不高。现在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控制导师的招生人数。

　　他说，很多世界著名大学，有科研经费的导师用自己的经费招收研究生是通行惯例，有的导师经费充足研究生也多。“我曾经访问过美国和英国的数十所大学，基本情况都是这样，现在最要紧的，是相关配套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这位教授还表示，任何现代大学都有学术、市场和行政三种逻辑在起作用，关键是学术逻辑应当在制度设计中居主导地位。想把3者分开或彻底排斥学术外的其他逻辑，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他认为，当前的大学虽然学术逻辑还未居主导地位，但是肯定比研究生制度改革前有进步。

　　尽管如此，史晋川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学校为人文基础学科仅仅提供扶植申请这一个通道，改革的确是有点过激，“对待这些学科，学校需要设置其他一些减震阀。”

　　罗卫东也担心，这个方案很难排除那种活动能力强但学术能力一般的导师，因为他们可以争取到许多横向课题，能支付起比较多的学生培养费，但招生就是为了干活儿，导师没有能力和精力指导学术。

　　有关负责人：现在只做不说

　　罗卫东和史晋川不约而同地对一些参与讨论却不认真研究方案的老师提出了批评。罗卫东说，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许多教师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方案就开始发表议论，作为评论者或参与争论者，首先应该研究这个方案，有的放矢，不能有情绪化的东西，太情绪化了对改革本身也不好，对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需要所有教师都认真对待。

　　史晋川则表示，之所以有这些争议，一是学校的方案解释力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尽管有5个月时间讨论，但多在校院层面；二是一些学院没有召开导师大会来解释答疑；三是一些导师平常自己不关心，等方案成形后却破口大骂；四是对学生意见征求得不够。

　　罗卫东总结说，“这个事件说明，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涉及个人利益，都需要多加慎重。”

　　但作为制定该方案的主要负责部门浙大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有关负责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这位人士表示，现在只做不说。
 
人大教授张鸣:大学已衙门化 黑社会化 帮派化

“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现在的高校，院长要求我对他“敬畏”，我就在想，难道你是帮主吗？”

　　“封建家长还有点温情，现在的部门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

　　“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现在的大学教学生功利，还把学生变成奴隶，变成“马桶将军”的兵，听话是听话，人完全没用。”

　　对话背景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在其博客上发文，称他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领导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自己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张鸣还补充说，之所以把这事在博客上登出来，“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说明高校目前行政化的程度，已俨然一个“衙门”。文章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关注。3月16日，张鸣在博客上表示，自己已经被学院撤职。

　　张鸣，浙江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被撤职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

　　新世纪：你对大学现在的风气怎么评价？你在博客里提到一个行政化？还有吗？

　　张鸣：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现在的高校，院长要求我对他“敬畏”，我就在想，难道你是帮主吗？

　　新世纪：学院院长应该是为学院教师服务的，像教授职称评定上，学术委员会才是决策机构，是吗？

　　张鸣：按说是这个道理，可是现在的学术都是由行政决定和产生的，他对学院的财权、学术基本控制了之后，他就会想自己说了算，多数人都会怕一把手。

　　新世纪：就像封建家长那样？

　　张鸣：封建家长还有点温情，现在的部门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老师们看起来还能呵护一下这些学生，其实自己在这个衙门里也属于贱民一类。官老爷把持学校的一切，学校一评级别，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里教师拿课题、评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你得罪其中的一个人，就得罪了一个大链条。这种体制下想把学院搞好只能指望学院负责人的人品和素质。

　　新世纪：包括学院不给学生答辩费的事？

　　张鸣：当时学生没有拿到应得的答辩费用，学院说没钱。有记者来问我，我有一个底线是不能说谎，我说，确实没给，但是你采访完最好去找我们的主管副院长，如果他们愿意发钱，就不要再揭出来了。没想到学院把记者骂跑了。结果人家一发稿，他们又赶着把钱发给学生。

　　新世纪：学生对你的“可能离开”有什么感受，你觉得他们还能够成为你这样敢说话的人吗？

　　张鸣：他们现在就不敢！但是心里有数，他们会私下说老师您别走，会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那地方成了他们狂欢和释放的场所，在领导不在跟前的时候，他们才会跟我表现出亲热。

　　新世纪：学校现在对你是什么意见？

　　张鸣：还没有什么处理意见，他们只是不许校园BBS上有关于我的帖子出现，我晚上有一场讲座，学生会请我讲，那位同学跟我说，学校请您别在讲座上讲自己的事，无所谓，我本来也不会说。

　　新世纪：学校的行政化会不会影响这一代大学生的气质？

　　张鸣：已经影响得很严重了，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更奇怪的是许多校长老师也跟着骂学生，这是谁的责任啊？现在的大学教学生功利，还把学生变成奴隶，变成“马桶将军”的兵，听话是听话，人完全没用。自己侵害学生利益全不提，学生讲真话、捍卫自己的利益就说学生不爱学校。

　　新世纪：你的专业是政治学，还写了许多关于晚清近代政治人物的评价，政治手腕上的一切你都门儿清，为什么自己没打算做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圆滑的“文甘草”呢？

　　张鸣：他们玩弄的权术我看得透透的，我这么多年琢磨兵法琢磨政治智慧，我觉得那毫无意思。不是我不明白，而是我不想那么窝囊地活着。

　　新世纪：你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在什么时代，哪个国家？

　　张鸣：1930年代的中国，那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的、留学回来的学生，都比不过那个时代培养出的人才。

　　新世纪：哪方面比不过？

　　张鸣：才、学、识和胆气都不如。这是学校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大学能容纳许多有怪癖的大师。今天的大学连我一个普通教授说几句话都容不得，大师们就算活到今天，也会被大学驱逐出去的。

　　我毕竟还是个教授，还是博士生导师，要是一个青年讲师得罪了他们呢？今天的大学还会提跟国际接轨，国外哪来“副部级大学”让你跟人家接轨去！

　　新世纪：如果学校表示愿意和解，你还愿意留下来吗？为什么？

　　张鸣：愿意，我不是没有地方去。我舍不得我的这些学生，他们会眼泪汪汪地跟我说，让我别走。我在这个学校教书这么多年了，我对它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