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球制药行业回顾：癌症治疗突破、公共卫生挑战与监管新动向

　　本刊特邀编辑Anthony W. Fox博士对2024-2025年度全球制药领域重大事件进行深度剖析。文章聚焦肿瘤治疗领域KRAS靶点突破性进展（Sig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6:386），批判性分析NICE药物经济学模型的局限性，揭示GLP-1RAs在肥胖治疗中的临床价值，并警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医药创新的威胁。该综述为行业政策制定和研发战略提供了关键参考依据。

　　

在全球化进程逆转与公共卫生危机交织的2025年，制药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Pharmaceutical Medicine》期刊推出的年度综述以敏锐视角捕捉行业动态，从癌症治疗的突破性进展到疫苗分配的政治博弈，从药物定价的争议到监管体系的改革，勾勒出一幅复杂而真实的产业图景。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和政策文件分析，结合临床试验数据统计（涵盖全球肿瘤临床试验分布及GLP-1RAs疗效数据）和公共卫生事件追踪（包括mpox疫情发展和Zantac?诉讼案），采用药物经济学评估模型（NICE决策体系）和监管效率指标（MHRA审批时效数据），对2024-2025年度制药领域关键发展进行多维度的实证研究。

肿瘤治疗的投资与失衡

行业对常见癌症（乳腺癌、肺癌）的研发投入呈现严重倾斜，过去十年企业收购金额超1万亿美元，约50%临床试验集中于白血病、乳腺癌和肺癌。而罕见肿瘤如胰腺癌（仅占试验数量8%）则被忽视，全球资金投入差异显著：乳腺癌年均投入3600美元/死亡病例，胰腺癌仅317美元/死亡病例。值得注意的是HER2⁺乳腺癌患者生存率实现逆转，20年前预后最差群体现已成为5年生存率最高亚组。

KRAS靶点的治疗前景

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ue（KRAS）基因成为多个难治恶性肿瘤的共同靶点， umbrella临床试验设计允许招募不同器官肿瘤患者，这种创新方案正逐渐获得监管机构认可。

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

mpox病毒在非洲发生突变（clade 1b变异株），传播力和毒性增强，尽管存在两种有效疫苗，但因资金和政治意愿缺失无法有效部署。该情况令人担忧COVID-19疫苗分配争端重演。

法律与监管环境变化

葛兰素史克以17亿英镑和解Zantac?（ranitidine）诉讼，尽管2022年联邦法院认定无致癌证据。这种"法律战"成本最终转嫁至美国药品价格体系。

英国NICE因药物经济学模型缺陷受到质疑，其评估阿尔茨海默病新药（lecanemab/donanemab）时未计入家庭和养老院的照护成本（延迟2年入住养老院可节省7-8万英镑/年），被批评以政治决策取代科学评估。

相反，英国MHRA展现高效监管能力：临床试验联合审查（含伦理审查）平均耗时<30天，临床调查审查49天（目标60天），疫苗和血液制品审查仅需目标时间的10%。

GLP-1RAs的治疗突破

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 receptor agonists）通过下丘脑作用机制减少食欲、增强饱腹感。至少15种GLP-1RAs在临床试验中证明可降低HbA_1c和体重（BMJ 2024;384:e076410），其中利拉鲁肽（liraglutide）和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获准用于非糖尿病肥胖患者。但NICE限制使用范围（BMI>35 kg/m²且有并发症者），且所有GLP-1RAs均需皮下注射。

跨学科研究的启示

兽药理学研究显示独特发现：约200公斤巴巴里雄鹿（Cervus elaphus barbarous）使用芬太尼/丙泊酚麻醉后，可通过大剂量育亨宾（yohimbine）静脉注射快速复苏，尽管缺乏药理学机制解释。这提示人类与兽医药物研发领域存在知识隔离，亟需建立跨物种治疗策略交流平台。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导致药品关税成为政治武器，美国药价因关税成本转嫁而进一步上涨。 punitive taxation（惩罚性税收）迫使英国等地研发项目中止，法国政治动荡使医药行业优先级下降。极端政治势力崛起使药物评估和药物警戒（pharmacovigilance）趋于情绪化而非证据为基础。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历史经验给予我们希望：Colin Dollery在1978年预言的"乐观时代终结"（《The end of an age of optimism》）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弯曲杆菌根除、聚合酶链反应（PCR）、单克隆抗体和曲普坦类药物问世后被证明过于悲观。这种历史对比提醒我们，当前困境或许正是医药创新突破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