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南部农村地区，实际上存在一些风险因素，但人们对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乳腺癌的认知程度较低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The actual risk factors which received little perceived risk of breast cancer in rural Central South China

　　乳腺癌感知风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常识模型的农村女性调查，发现低教育、低收入、情绪控制差、负面事件及良性乳腺病史等因素与低感知风险相关，提出需加强针对性健康教育。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农村地区女性对乳腺癌的感知风险及其相关因素，旨在揭示影响其对乳腺癌风险认知的关键变量，从而为提高乳腺癌筛查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乳腺癌作为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尤其在35至64岁人群中发病率显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22年全球因乳腺癌死亡的女性超过685,000人，其中中国女性占新发病例的15.59%，并承担全球约7.94%的乳腺癌死亡人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乳腺癌筛查覆盖率远低于城市地区，且相较于发达国家如美国（70.8%）和韩国（72.8%），中国整体筛查率仅为30.9%。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尤其是与感知风险相关因素的识别。

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的农村女性（89.2%）认为自己患乳腺癌的风险较低或无风险。这表明，尽管存在一些实际的乳腺癌风险因素，如家族中有乳腺癌病史、良性乳腺疾病史、或其他癌症的家族史，但这些因素并未被农村女性充分认识。此外，女性在心理层面的感知也与实际风险存在偏差。例如，情绪控制能力较差、感知到轻度或中度压力的女性，其乳腺癌风险感知水平更低。而经历负面生活事件的女性，同样表现出较低的乳腺癌风险感知。这些发现表明，乳腺癌的感知风险不仅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心理和情感因素的显著作用。

研究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研究设计，选取了湖南长沙县和攸县的两个县级妇幼保健医院作为研究地点。这些医院承担了年度全民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项目，并覆盖了最多的人群。研究对象为参与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的农村女性，年龄在35至64岁之间。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研究人员评估了参与者对乳腺癌的感知风险，并基于“自我调节的常识模型”（Common-Sense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CSM）选取了三个领域的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自我系统特征、健康威胁特征。通过多变量普通逻辑回归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变量对乳腺癌的感知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领域，女性的职业、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对乳腺癌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联。例如，非农业工作的女性比无业女性更可能感知较高的乳腺癌风险（OR 1.649，95% CI [1.055, 2.580]，P = 0.028）。此外，有工作和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更有可能了解乳腺癌的风险因素，从而提升自身的风险意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年龄、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等实际风险因素并未在本研究中与感知风险产生显著关联。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因素在农村女性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其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小。

在自我系统领域，情绪控制能力和压力感知对乳腺癌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情绪控制能力较差的女性更可能低估自己的乳腺癌风险（OR 0.531，95% CI [0.391, 0.722]，P < 0.001），而感知到轻度或中度压力的女性风险感知也显著降低（OR 0.511，95% CI [0.348, 0.750]，P = 0.001；OR 0.477，95% CI [0.354, 0.643]，P < 0.001）。这表明，心理因素在乳腺癌风险感知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体重指数（BMI）和腰围（WC）等生理指标并未与风险感知产生显著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参与者具有正常的BMI和腰围，因此这些指标对乳腺癌风险的感知影响较小。

在健康威胁领域，良性乳腺疾病史和家族中其他癌症史对乳腺癌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拥有良性乳腺疾病史的女性（OR 0.725，95% CI [0.528, 0.995]，P = 0.047）以及有其他癌症家族史的女性（OR 0.371，95% CI [0.228, 0.604]，P < 0.001）更可能低估乳腺癌风险。而家族中有乳腺癌病史的女性（OR 2.004，95% CI [1.347, 2.981]，P = 0.001）则更可能感知较高的风险。这说明，虽然家族中乳腺癌病史是已知的实际风险因素，但农村女性对其认知仍然存在偏差。而良性乳腺疾病虽然已被证实是乳腺癌的潜在风险因素，但许多女性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将其视为保护因素。

此外，研究还发现，更年期症状的严重程度与乳腺癌风险感知呈正相关（OR 1.049，95% CI [0.380, 2.896]，P = 0.927；OR 0.836，95% CI [0.585, 1.195]，P = 0.327；OR 0.773，95% CI [0.588, 1.015]，P = 0.064；OR 0.371，95% CI [0.228, 0.604]，P < 0.001）。这表明，更年期女性更可能意识到乳腺癌的风险，尤其是那些经历更严重更年期症状的女性。然而，尽管有这些发现，许多女性仍然低估了乳腺癌的实际风险，特别是那些拥有其他癌症家族史或良性乳腺疾病史的女性。

本研究的发现对护理实践和未来研究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农村女性对乳腺癌的感知风险普遍较低，这意味着她们可能忽视了乳腺癌的实际风险因素。因此，有必要加强社区健康教育，特别是针对那些实际风险较高但未被正确识别的女性群体。例如，通过教育提高她们对良性乳腺疾病、其他癌症家族史、以及情绪控制重要性的认知，有助于提升乳腺癌筛查的参与率。其次，护理人员应关注那些具有高实际风险但低感知风险的女性，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健康信息和筛查建议，帮助她们认识到自身风险，从而促进筛查行为。此外，心理干预措施，如正念训练、情绪疗法和同理心培养，可能有助于改善情绪控制能力，从而提高乳腺癌风险的感知水平。

研究还指出了一些局限性。首先，乳腺癌风险感知的测量仅采用单个问题，这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个体对乳腺癌风险的复杂认知。其次，虽然本研究中使用的弗里曼类型A行为模式量表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收敛效度，但其Cronbach’s α系数略低于可接受的阈值（0.64 vs. 0.70），这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此外，由于所有参与者都接受了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研究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未接受筛查的女性群体。最后，对于“不知晓”回应的编码处理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可能影响对实际风险因素的准确识别。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农村女性对乳腺癌风险的感知存在显著偏差，且许多实际风险因素未被正确识别。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农村地区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的重要性，以提高乳腺癌筛查率并增强预防意识。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影响乳腺癌风险感知的可改变因素，并通过更全面的测量工具和纵向研究设计，深入理解这些因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结合CSM模型，可以更系统地识别和干预那些影响乳腺癌风险认知的关键变量，从而促进乳腺癌的早期筛查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