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心室尺寸缩小:2型糖尿病发病的新型独立预测因子——来自英国生物银行心脏磁共振子研究的启示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04日 来源:Diabetology & Metabolic Syndrome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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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英国生物银行心脏磁共振子项目的大规模数据,探讨了左心室(LV)尺寸缩小与2型糖尿病(T2D)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在无糖尿病史的中老年人群中,小左心室(定义为女性iLVEDV<56 mL/m2、男性<57 mL/m2)可独立预测T2D发病(aHR=2.36),且存在L型剂量反应关系。该结果在不同年龄、性别、高血压、肥胖及遗传风险分层中均保持一致,提示左心室结构异常或早于糖代谢紊乱发生,为糖尿病早期筛查和风险分层提供了新的影像学生物标志物。

  
在全球范围内,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T2D)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统计,2021年全球约有10.5%的成年人罹患糖尿病,预计到204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2.2%。糖尿病不仅本身带来健康负担,其并发症如心血管疾病、肾病和视网膜病变等也严重加剧了医疗系统的压力。因此,早期识别糖尿病高危人群并进行干预,已成为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左心室(Left Ventricle, LV)的结构重塑被认为是糖尿病的后果而非前兆。典型糖尿病心肌病变常表现为心室肥厚、纤维化以及舒张功能障碍,最终可导致心力衰竭。然而,近年一些研究发现,在糖尿病前期甚至更早阶段,心脏结构可能已发生改变,提示心脏异常或许能作为糖尿病发生的早期信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左心室尺寸缩小(Small LV Size)——即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indexed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iLVEDV)低于正常参考范围——在一些研究中被发现与糖尿病前期状态相关,但其能否作为T2D的独立预测因子,仍缺乏来自大规模、高质量影像学数据的证据。
为此,Hu等研究者利用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 UKB)中超过3.5万例接受了心脏磁共振(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CMR)检查的参与者数据,系统探讨了小左心室尺寸与T2D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近期发表于《Diabetology & Metabolic Syndrome》,为心脏结构与糖代谢疾病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见解。
研究人员主要依托英国生物银行这一前瞻性队列,选取基线无糖尿病和心肌病的参与者,采集其CMR影像数据并计算iLVEDV。小左心室定义为女性iLVEDV<56 mL/m2、男性<57 mL/m2。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小左心室与T2D发病之间的关联,并针对多项混杂因素(如年龄、性别、体重指数、高血压、遗传风险评分等)进行了调整。此外,还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iLVEDV与糖尿病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进行了广泛的亚组分析和敏感性检验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
一、基线特征揭示小左心室人群代谢风险更高
在所有35,422名参与者中,947人(2.7%)被判定为小左心室。该群体平均年龄更高,体重指数(BMI)、腰围、心率、收缩压及衰弱指数(Frailty Index, FI)也更高,提示其整体代谢健康状况较差。此外,小左心室组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也较高,表明遗传背景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二、小左心室显著增加T2D发病风险
中位随访698天后,共记录到304例新发T2D事件。多变量调整后的Cox分析显示,与小左心室相关的T2D风险显著升高(调整风险比aHR=2.36,95% CI: 1.56–3.57)。每降低10 mL/m2的iLVEDV,T2D风险增加36%。相反,大左心室并未显示类似风险升高。
三、遗传风险与左心室尺寸存在交互作用
研究按PRS将参与者分为低、中、高遗传风险组,发现小左心室合并高遗传风险者T2D发病风险最高(aHR=6.55),提示遗传与心脏结构异常在糖尿病发生中可能存在协同效应。
四、左心室尺寸与代谢及功能参数密切相关
iLVEDV与收缩压、LV每搏输出量、心输出量、整体纵向应变及LV质量指数呈正相关,与BMI、心率及LV射血分数呈负相关。这些结果提示,小左心室可能与低心输出量、高心率及代谢紊乱相关。
五、衰弱与左心室尺寸缩小相关
研究发现,随着衰弱指数(FI)升高,小左心室的发生几率也逐步增加,尤其在男性中更为显著(OR=1.67),提示衰老和身体功能下降可能与心脏结构改变密切相关。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大规模人群中系统证实,左心室尺寸缩小是T2D的独立预测因子,且该关联不受年龄、性别、高血压、肥胖、遗传背景及心室向心性重构(以质量-体积比衡量)等因素干扰。其机制可能涉及多个方面:
一是与衰老相关的代谢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心脏尺寸生理性减小,而衰老本身又伴随胰岛素抵抗和糖耐量下降,小左心室或可作为生物衰老在心脏结构上的体现。
二是低出生体重的影响。低出生体重与成年后心脏尺寸减小和T2D风险均密切相关,本研究中也发现小左心室组出生体重较低,支持“发育起源假说”在代谢疾病中的作用。
三是与“小心脏综合征”的关联。该综合征以低心输出量和疲劳为特征,本研究也发现小左心室与衰弱显著相关,而衰弱本身又是T2D的危险因素,提示心脏-代谢-衰弱三者可能存在共同通路。
尽管CMR目前尚不能作为普及的糖尿病筛查工具,但本研究提示,在临床中如通过超声心动图发现左心室偏小(尤其在合并其他风险因素如低出生体重、衰弱或高遗传风险时),应警惕未来糖尿病风险,并加强生活方式干预与血糖监测。
该研究的优势在于大样本、前瞻性设计、采用金标准CMR测量以及充分控制混杂因素。局限性包括人群以中老年白人为主,缺乏年轻人和多种族数据,部分代谢指标(如HbA1c)并非与CMR同步检测。此外,小左心室组事件数较少可能带来统计效能问题,但经过Firth惩罚回归与多重敏感性分析后结果依然稳健。
综上所述,左心室尺寸缩小是2型糖尿病的新型独立预测因子,其机制可能与发育、衰老及代谢紊乱等多因素相关。这一发现拓展了我们对心脏-代谢疾病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糖尿病早期预防提供了新的影像学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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