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易怒性与教养方式交互作用对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长期影响：基于个体中心的发展轨迹分析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自杀行为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创新性地采用个体中心的多轨迹建模方法，揭示了儿童期高易怒性(irritability)与高严厉教养(harsh parenting)、低积极教养(low positive parenting)的特定组合模式是青少年自杀企图(suicide attempt)的关键风险因素。通过对魁北克儿童发展纵向研究(QLSCD)队列1626名参与者从3.5岁到23岁的追踪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同时暴露于这三种风险因素的儿童青少年自杀风险显著增加(OR=2.51)，这一发现为开发针对易怒儿童及其家庭系统的双重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青少年自杀行为是全球15-29岁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数据显示其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自杀企图作为最强烈的自杀预测指标，其早期识别和干预对预防青少年自杀至关重要。近年来，研究发现儿童期易怒性(irritability)——定义为一种对挫折的过度愤怒反应倾向，表现为发展不适当的频繁脾气爆发和攻击行为——是青少年自杀风险的重要预测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独考察儿童特征或环境因素的作用，未能充分揭示个体特征与家庭环境如何共同影响自杀风险的发展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易怒性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双向关系。研究表明，高易怒性儿童往往引发父母更多的负面反应，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严厉教养（包括敌对、惩罚性行为）被确认为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而积极教养（包括回应性、支持性行为）则可能起保护作用。但这些因素如何共同构成风险配置，以及特定风险配置如何预测远期自杀结局，尚缺乏系统研究。

为解决这一研究空白，由麦吉尔大学Massimiliano Orri副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采用个体中心(person-centered)的分析方法，同时考察儿童期易怒性与教养行为的共同发展轨迹，并评估这些轨迹与青少年自杀企图的关联。该研究近期发表在精神病学领域权威期刊《Psychological Medicine》上，为理解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育起源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团队利用魁北克儿童发展纵向研究(QLSCD)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人口基群队列数据，纳入了1626名从5个月追踪至23岁的参与者。通过多轨迹潜在类别分析模型，同时估计了3.5-8岁期间易怒性、严厉教养和积极教养的联合发展轨迹，并使用逻辑回归模型检验了这些轨迹与13-23岁期间自杀企图的关联。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社会行为问卷(Social Behavior Questionnaire)测量儿童易怒性（通过脾气爆发和反应性攻击项目）；采用Strayhorn和Weidman父母实践量表评估严厉教养和积极教养；通过自我报告收集13-23岁期间自杀企图信息；使用多轨迹潜在类别增长分析识别儿童期易怒性与教养行为的共同发展模式；采用多重插补和逆概率加权处理缺失数据和选择偏倚。

研究结果

Profiles of irritability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研究发现儿童期易怒性与教养行为存在四种显著的共同发展轨迹模式：第一类（30.3%）为低易怒性、低严厉教养和高积极教养组合；第二类（28.4%）为中度易怒性、中度严厉教养和高积极教养组合；第三类（26.6%）为中度易怒性、中度严厉教养和低积极教养组合；第四类（14.8%）为高易怒性、高严厉教养和低积极教养组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未发现高易怒性儿童与低严厉教养、高积极教养的组合模式，表明儿童行为特征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紧密关联。

Associations of childhood irritability and parenting profiles with adolescent suicide attempt

在自杀企图方面，整体发生率为8.9%，女性高于男性。分析显示，第四类高风险组合（高易怒性、高严厉教养、低积极教养）的青少年自杀企图风险显著高于第一类参考组(14.5% vs. 7.1%)。经多变量调整后，该组自杀企图的优势比(OR)为2.51（95% CI: 1.55-4.09），即使在调整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母亲抑郁症状和儿童内化/外化问题后，这种关联仍然显著(调整后OR=1.80; 95% CI: 1.03-3.15)。相比之下，第二类和第三类轨迹组的自杀风险与参考组无显著差异。此外，未发现性别与轨迹组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采用个体中心方法揭示了儿童期易怒性与教养行为的共同发展模式及其与青少年自杀企图的长期关联。研究发现，约15%的儿童表现出高易怒性、高严厉教养和低积极教养的“三重风险”模式，这类儿童到23岁时自杀风险显著增加。

这些发现支持素质-压力(diathesis-stress)理论框架，即儿童易怒性作为一种个体脆弱性因素，与负面教养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增加精神病理风险。从机制角度看，易怒儿童可能存在威胁处理功能异常，如对愤怒面孔的注意偏向和模棱两可社交线索的敌意归因偏差，这可能使他们对父母的严厉反应特别敏感，而对积极反应反应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积极教养并未显示出预期的保护作用，这与部分前人研究不一致。可能原因包括：积极教养测量的信度相对较低(α=0.59-0.63)；严厉与积极教养共存可能反映了一种不一致的教养风格，削弱了积极教养的潜在益处。此外，基因-环境相关可能部分解释观察到的关联，通过被动型基因-环境相关，父母可能同时传递易怒性的遗传倾向和提供较少支持性的教养环境。

研究结果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针对高易怒儿童的自杀预防应采取系统式干预策略，同时针对儿童情绪调节困难和父母教养行为。父母-儿童互动疗法(PCIT)等证据支持的方法可能特别有效，因其同时改善亲子互动质量和儿童行为调节能力。

研究优势包括前瞻性纵向设计、大样本代表性队列、多次重复测量和先进的统计方法。局限性包括样本流失（尽管使用加权方法校正）、观察性设计不能推断因果关系、主要依靠母亲报告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以及无法控制遗传和家庭混杂因素。

总之，本研究通过识别儿童期易怒性与特定教养模式的联合轨迹，为青少年自杀风险提供了新的洞察。研究强调需要针对高易怒儿童及其家庭环境制定综合预防策略，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长期自杀风险。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阐明易怒性与教养行为之间的动态互惠关系，并检验针对这一风险模式的干预措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