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麻使用与内化症状在高风险新兴成年人中的双向关联：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为解决大麻使用与抑郁、焦虑等内化症状共病机制不明的难题，研究人员针对961名高风险新兴成年人开展为期2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潜在曲线与结构化残差模型(LCM-SR)分析发现：大麻使用后果（非使用频率）与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双向关联，且女性与基线临床抑郁患者更易出现此模式。该研究为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大麻干预提供了精准化实证依据。

　　

随着大麻使用合法化进程在全球多个地区的推进，新兴成年人（18-25岁）群体中大麻使用与抑郁、焦虑等内化症状的共病现象日益凸显。过去二十年间，这种共病现象的发生率持续攀升，但关于二者究竟孰因孰果的科学争论始终未有定论。传统理论提出三种假设：症状驱动假说（即情绪问题导致物质使用）、物质诱导假说（即物质使用引发情绪问题）和共享脆弱性假说（即共同风险因素导致二者共存），然而实证研究结果却长期存在分歧。这种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了有效干预策略的制定——我们究竟应该优先治疗情绪问题，还是优先干预物质使用？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由麦克马斯特大学Jillian Halladay副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设计严谨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他们汇集了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田纳西州两个高风险新兴成年人群体的数据，采用先进的统计建模方法，试图揭示大麻使用频率、使用后果与抑郁焦虑症状之间复杂的双向关系。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精神病学领域权威期刊《Psychological Medicine》，为理解大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链条。

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潜在曲线模型与结构化残差(Latent Curve Models with Structured Residuals, LCM-SR)这一当代统计技术，该模型能够同时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个人自身随时间的变化。研究数据来自两个独立队列（BETA-H和BETA-M）的961名过去一个月使用过大麻的参与者，在2018-2020年间以4个月为间隔完成了7次评估。关键测量工具包括酒精、吸烟和物质参与筛查测试(ASSIST)中的大麻使用频率项目、简要大麻后果问卷(Brief Marijuana Consequences Questions)、患者健康问卷(PHQ-9)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分析中还控制了多种时间不变和时变混杂因素，包括酒精使用、尼古丁使用和经济状况等。

研究结果

整体趋势分析

研究发现，无论是大麻使用相关变量（使用频率和后果）还是内化症状（抑郁和焦虑），都随着新兴成年期的发展呈现下降趋势，这与“自然成熟”理论相吻合。基线时，较高的大麻使用频率和后果与较高的内化症状水平显著相关。

大麻与抑郁症状的双向关系

在人与人水平的分析中，起始大麻使用频率或后果较高者，其初始抑郁症状也更严重(β_STD=0.24和0.28)。在个人内部水平的变化中，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区别：大麻使用频率与抑郁症状之间未发现显著的双向预测关系，但大麻使用后果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明确的双向关联。具体而言，某个时间点经历更多大麻相关后果的个体，在4个月后会出现抑郁症状的加重（标准化β=0.083，中等偏大效应规模）；反之，某个时间点抑郁症状较严重的个体，在4个月后也会经历更多大麻相关后果（标准化β=0.06，小到中等效应规模）。这种双向关系在调整多种混杂因素后仍然稳健，但当调整酒精使用时，频率与抑郁之间也出现了双向关系，而后果与抑郁的关系则变为单向。

大麻与焦虑症状的关系

在焦虑症状方面，研究发现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大麻使用后果能够预测随后焦虑症状的加重（标准化β=0.068，中等效应），但焦虑症状并不能显著预测后续的大麻使用后果。大麻使用频率与焦虑症状之间未发现任何方向的显著预测关系。

亚组差异的发现

研究发现了重要的群体差异，这些发现对精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性别分析显示，所有显著的双向关系几乎完全由女性群体驱动。在女性中，大麻使用后果与抑郁和焦虑症状都存在显著的双向预测关系，而男性中这些关系均不显著。

临床阈值分析同样揭示了重要模式。基线时抑郁症状达到临床阈值（PHQ-9≥10）的个体，其大麻使用后果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强烈的双向关系（中等偏大效应规模），而未达临床阈值的个体则无此关系。这表明双向关系主要发生在已有明显抑郁症状的人群中。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精密的设计和先进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新兴成年期大麻使用与内化症状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研究发现支持了物质诱导和症状驱动两种通路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但这种双向关系具有高度特异性：它主要存在于大麻使用后果（而非使用频率）与抑郁症状（而非焦虑症状）之间，且在女性和基线时已达临床抑郁阈值的个体中更为明显。

这些发现对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干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应当从关注“减少使用频率”转向“减轻使用后果”的减害思路，因为使用后果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联更为直接和强烈。其次，研究支持针对特定高风险群体（如有临床抑郁症状的年轻女性和新兴成年人）开展靶向性早期干预的必要性。整合情绪调节策略和应对技能的大麻干预方案可能对这类人群特别有效。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依赖自我报告数据、未测量大麻使用量和效价、样本限于高风险饮酒人群等。未来研究应当探索更短时间尺度（如日水平）上的动态关系，并考虑多种物质共同使用的复杂模式。

总之，这项研究为大麻使用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争论提供了 nuanced 的实证证据，强调了关系模式的测量特异性、人群特异性和症状特异性，为发展精准预防和干预策略指明了方向。随着大麻使用政策的持续变化，这类研究对保障年轻成年人心理健康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