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欣细胞腺瘤中USP8、USP48、BRAF与TP53突变谱揭示独特分子特征及临床意义

　　本刊推荐：为解决Crooke细胞腺oma（CCA）这一罕见侵袭性 corticotroph 腺瘤亚型分子机制不明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针对USP8、USP48、BRAF和TP53基因的突变筛查研究。发现CCA中USP8突变率显著低于其他亚型（p=0.0271），而TP53突变率显著更高（p=0.0164），提示其独特分子背景。该研究为CCA的分子分型和临床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建议将TP53测序纳入临床检测体系。

　　

在垂体腺瘤的神秘世界里，有一类特别棘手的肿瘤——Crooke细胞腺瘤（CCA）。作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腺瘤中的罕见亚型，CCA以其独特的病理特征和侵袭性行为困扰着临床医生。这类肿瘤不仅在组织学上表现出特征性的Crooke玻璃样变（细胞内角蛋白纤维堆积），更常常与较差的临床预后密切相关。随着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分类将垂体肿瘤重新定义为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PitNET），人们对不同亚型分子特征的理解变得愈发重要。

尽管近年来对ACTH腺瘤的分子机制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发现USP8基因突变在功能性肿瘤中的高频发生，但CCA的分子背景却始终笼罩在迷雾中。更令人担忧的是，临床观察显示CCA患者往往对常规治疗效果不佳，肿瘤更容易复发和进展。这种独特的临床行为是否隐藏着特殊的分子密码？能否通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预后判断和治疗选择？这些问题激发了研究人员的探索热情。

在此背景下，由Paulina Kober和Mateusz Bujko等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Pituitary》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29例CCA样本进行系统的基因分析，揭示了这一罕见肿瘤亚型独特的突变谱，为理解其生物学特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研究人员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开展本研究：使用Sanger测序技术检测USP8、USP48和BRAF基因的热点突变；采用半导体测序技术（Ion AmpliSeq TP53 Panel）进行TP53全序列分析；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p53蛋白表达（使用Envision Detection系统和DO-7抗体）；应用电子显微镜和CAM5.2抗体免疫染色确认Crooke玻璃样变特征。所有样本均为经病理确诊的ACTH和TPIT阳性CCA，包括14例功能性肿瘤和15例无功能性肿瘤，其中5例曾纳入前期研究。

Results

USP8突变频率显著降低

研究人员发现，在29例CCA中仅发现2例存在USP8突变（比率为6.9%），均为伴有库欣病（CD）的女性患者。这两个突变分别为p.S718SP和p.P720R，位于USP8基因的关键功能域。与既往研究中的其他ACTH腺瘤亚型相比，CCA中USP8突变频率显著降低：稀疏颗粒型（SG）为23.9%（11/46），致密颗粒型（DG）为36.55%（34/93）。特别在功能性肿瘤中，CCA的USP8突变率（14.3%）显著低于DG肿瘤（48.5%），统计学差异显著（p=0.0344）。

TP53突变频率明显升高

TP53测序分析显示，在28例成功测序的样本中，发现3例存在TP53突变（10.3%），每个突变位于不同患者：两个错义突变p.L111P和p.R175H（位于DNA结合域）和一个移码突变p.K382Nfs*40（位于羧基末端域）。功能分类显示这些均为可能致病或致病性突变。值得注意的是，TP53突变在CCA中的发生率显著高于DG肿瘤（0%，p=0.0124）。所有TP53突变肿瘤均为侵袭性大腺瘤（Knosp 3-4级），其中1例为功能性，2例为无功能性肿瘤。

BRAF和USP48突变罕见

研究发现仅1例65岁女性患者（无功能性复发性大腺瘤）存在BRAF p.V600E突变，而未发现任何USP48突变，这表明这两个基因在CCA中并非主要驱动因素。

p53蛋白表达与基因突变的不一致性

通过免疫组化检测p53蛋白表达（H-score评分），发现大多数样本表达水平较低（中位数12.76，范围1.2-202）。在TP53突变肿瘤中，仅1例错义突变肿瘤显示高表达（H-score=202.1），而另外两例突变肿瘤表达水平较低（88.9和12），这表明单纯依靠免疫组化可能漏诊部分TP53突变病例。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较大样本量的CCA中系统分析了USP8、USP48、BRAF和TP53的突变情况，揭示了这一特殊肿瘤亚型的独特分子特征。研究发现的最显著特征是USP8突变频率降低和TP53突变频率升高，这与传统ACTH腺瘤的分子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USP8突变通常与ACTH腺瘤的特定分子表型相关，包括不同的基因表达谱和糖皮质激素受体（GR）水平变化。研究人员推测，USP8突变肿瘤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可能影响其对糖皮质激素过剩的反应方式，从而减少了Crooke玻璃样变的形成，这可能是CCA中USP8突变频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TP53突变在CCA中的较高发生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既往研究已证实TP53突变与ACTH腺瘤的侵袭性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这些突变也常见于侵袭性 corticotroph 肿瘤和垂体癌。本研究发现10.3%的CCA携带TP53突变，且所有这些肿瘤均具有侵袭性特征，进一步支持了TP53突变与肿瘤侵袭性的关联。

研究还发现p53免疫组化与TP53基因突变状态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仅1/3的突变肿瘤显示高蛋白表达，这与既往研究发现一致——相当比例的TP53突变（特别是无义突变和缺失）会导致蛋白表达缺失而非积累。这一发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表明基于免疫组化的p53检测可能不足以准确识别TP53突变，DNA测序应作为更可靠的检测方法。

尽管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如随访数据不完整和样本量有限），但结果强烈提示CCA具有独特的分子背景，其USP8突变频率降低而TP53突变频率升高。考虑到TP53突变的预后价值，研究人员建议对CCA患者进行TP53基因测序，以获得更有价值的预后信息和可能的治疗指导。

这项研究为理解CCA的分子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为这一罕见但临床意义重大的垂体肿瘤亚型的精准医疗奠定了基础。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大样本量和更长随访时间，以进一步明确这些分子特征与临床预后的具体关联，并探索针对这些遗传改变的靶向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