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从ESS到GPSS：OSA筛查工具三十年创新——31种筛查问卷全面更新

《Current Pulmonology Reports》：From ESS to GPSS: Innovations in OSA Screening Tools Across Three Decades -A Comprehensive Update of Thirty-one Screening Questionnaires

　　本综述系统回顾了1991至2025年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筛查工具的演进历程，重点评估了31种问卷（如ESS、STOP-Bang、GPSS等）的临床适用性。文章指出，尽管新型工具（如GPSS）在普适性方面有所改进，但由于人群异质性（如年龄、性别、种族）和诊断标准差异（如AHI阈值），尚无单一工具适用于所有场景。作者强调未来工具需整合多参数（如低氧负荷）并加强国际验证，以提升筛查精准度。

　　

引言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oea, OSA）是一种以夜间反复呼吸暂停（完全气道阻塞）和低通气（部分气道阻塞）为特征的高患病率疾病，可导致间歇性低氧血症和睡眠结构紊乱。OSA与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心房颤动、卒中）及代谢性疾病（如2型糖尿病）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引起日间认知障碍、注意力下降和过度嗜睡（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EDS）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公共安全。尽管全球OSA患者人数已近10亿，但约80%的中重度OSA患者未被诊断，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 PSG）作为诊断金标准，因成本高、操作复杂，难以用于大规模筛查，因此开发高效、便捷的筛查工具成为研究热点。

OSA筛查工具的演进图谱

自1991年Epworth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问世以来，全球已开发出31种OSA筛查工具（截至2025年1月）。这些工具在不同时期、地域和临床场景中形成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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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分布：1990年代诞生5种（如ESS、柏林问卷），2001–2010年推出6种（如STOP-Bang、ASA checklist），2011–2020年集中涌现14种（如OSA-50、No-SAS），2021年后新增4种（如BAMSA、G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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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特征：工具主要源于欧美国家（美国8种、巴西4种、澳大利亚4种），而亚洲、非洲等地区代表性不足，提示筛查工具的文化和遗传适应性存在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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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场景：早期工具多针对专科门诊高危人群（如睡眠中心转诊患者），近年工具则拓展至社区（如BAMSA用于卡车司机）及基层医疗（如GPSS），体现筛查重心前移的趋势。

筛查工具的参数异质性

OSA筛查工具共涉及30余类参数，可归为六大维度：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人体测量学指标（如体重指数BMI、颈围）、夜间症状（打鼾、目击呼吸暂停）、日间症状（嗜睡）、共病（高血压）及行为因素（吸烟）。其中，打鼾（23种工具）、BMI（22种）和高血压（15种）最为常用，但参数定义与阈值设定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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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15种工具纳入年龄，但阈值从>30岁至>55岁不等，且多数工具未考虑年龄与OSA严重度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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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仅9种工具直接纳入性别变量，且仅GPSS等少数工具针对颈围设定性别特异性阈值（如男性>39.5 cm，女性>35.5 cm），忽视了女性OSA症状不典型（如疲劳替代嗜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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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标准：各工具参考的OSA判定标准不一，如AHI阈值从≥5到≥30事件/小时，呼吸事件定义（低通气需30%或50%气流下降）及指标类型（AHI、RDI、ODI）均不同，导致工具间性能难以直接比较。

临床适用性挑战与创新方向

现有筛查工具在普适性上面临三大挑战：

1. 1.
   人群多样性失衡：多数工具基于单一族群开发（如STOP-Bang验证人群为白人为主），缺乏对种族、年龄交互作用的调整。例如，亚洲人群BMI与OSA风险的关联阈值低于白人，但无工具整合此差异。
2. 2.
   症状报告偏倚：目击呼吸暂停等夜间症状依赖床伴反馈，独居或文化差异人群易被漏诊。此外，ESS中“驾驶时嗜睡”等场景假设在无车群体中适用性有限。
3. 3.
   技术简化与精准的平衡：颈围等客观参数虽预测力强，但基层医疗中测量不便；而纯问卷工具（如BQ）虽易用，但灵敏度受限。

近年来，工具设计开始向多维整合演进。例如，2025年发布的GPSS问卷融合了人口学、人体测量学、症状及共病（如高血压、抑郁症）四大维度，并通过年龄分层（如<34岁低风险）和性别特异性颈围阈值提升年轻患者和女性的识别率。同时，研究指出未来工具需超越AHI依赖，整合低氧负荷（Hypoxic Burden）等生理指标，以更精准预测心血管结局。

结论

三十年来OSA筛查工具的演进反映了临床需求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平衡。尽管新型工具如GPSS展现出在基层医疗中的潜力，但尚未出现“一刀切”的完美解决方案。未来开发需聚焦三点：加强多中心、多族群验证；整合症状与生理指标的多维评估；通过数字化手段（如移动端适配）提升可及性。唯有如此，方能破解OSA筛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早诊早治的公共卫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