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智能手机使用过度：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与健康行为因素

《Frontiers in Psychiatry》：Excessive smartphone use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biopsychosocial and health behavior factors

　　西藏藏族人群智能手机过度使用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研究。横断面调查1374人，发现30.28%存在过度使用，区域差异显著（Qamdo最高41.20%），男性、高抑郁、高教育水平及收入与过度使用相关，规律锻炼具保护作用。干预需整合心理健康支持、促进锻炼，并考虑区域文化差异。

　　智能手机使用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受到广泛关注。然而，随着技术的普及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各年龄段的过度使用现象也逐渐显现。在中国，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城市居民，也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特征。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西藏地区的居民，通过系统的随机抽样方法，对1374名来自山南、林芝和昌都地区的藏族居民进行了横断面调查，使用《移动电话使用量问卷》（MPIQ）评估其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并结合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以及健康生活方式，深入探讨过度使用的原因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西藏地区约有30.28%的受访者被归类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这一比例在各个年龄段均有所体现。其中，20至39岁的年轻成年人过度使用率最高，达到40.53%；40至65岁的中年人群为26.86%；而66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则为21.23%。这一结果与普遍认为老年人群使用智能手机较少的假设相悖，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老年人也可能因特定需求而表现出较高的智能手机依赖。此外，研究还发现，昌都和林芝地区的过度使用率显著高于山南地区，显示出区域间的差异性。

性别、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教育水平是影响过度使用的重要因素。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过度使用现象，而抑郁水平较高的人群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使用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焦虑水平与过度使用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但研究中使用的焦虑量表可能未能全面捕捉到与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特定焦虑类型，例如社交焦虑。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采用更为精细的测量工具来评估焦虑与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

教育水平较高的受访者更可能报告过度使用行为，这与“数字鸿沟”现象密切相关。高学历人群不仅更有可能拥有智能手机，还具备更强的数字技能，能够更高效地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从而增加了使用频率。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受访者也表现出更高的过度使用倾向，这可能与他们更便捷地获取数字设备和更多闲暇时间有关。

健康生活方式，尤其是规律的体育锻炼，被证实为减少过度使用的重要保护因素。每周进行3至5次体育锻炼的受访者，其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的风险显著降低。这一发现与国际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体育活动不仅可以缓解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还能为人们提供替代性的社交和娱乐方式，从而减少对智能手机的依赖。

此外，饮用水类型也被发现与智能手机使用存在显著关联。使用井水或泉水的居民，其过度使用率低于使用净化自来水的群体。这可能与西藏农村地区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有关，他们在户外活动和社区互动中获得了更强的社会联系，从而减少了对数字设备的依赖。

研究结果表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在西藏，集体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智能手机的使用方式。例如，智能手机被用于维持家庭关系和社区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娱乐或逃避现实。这种使用方式虽然有助于社会凝聚力，但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焦虑和睡眠障碍。

从公共卫生和政策的角度来看，研究结果提出了几个关键的干预方向。首先，应加强心理健康支持，特别是在抑郁高发的群体中，通过社区主导的方式减少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其次，应积极推广体育锻炼，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以减少久坐和过度使用带来的健康风险。此外，针对不同人口群体和地区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干预措施，确保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接受度。例如，针对高收入群体，可以强调“全天候”文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男性群体，则可以关注游戏和社交媒体对家庭责任的影响。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尽管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仍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以确保结果能够推广到整个西藏地区。第三，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导致一定的偏差和主观性。第四，所使用的MPIQ量表虽然能够有效衡量行为依赖，但未能区分使用动机和行为本身，这可能影响对某些群体（如中年人）过度使用原因的准确判断。第五，研究未收集关于使用时长和设备特征的客观数据，这可能影响对使用行为和健康结果之间关系的全面理解。第六，对于老年群体，虽然排除了认知障碍的参与者，但未采用正式的筛查工具（如MMSE）来系统评估其认知功能。最后，研究结果可能受到未测量健康因素和使用动机的影响，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潜在的混淆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西藏地区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现象的复杂性，并强调了心理健康、社会文化因素和健康生活方式在其中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研究设计，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智能手机使用的动机和行为。同时，收集更详细的使用数据和设备信息，将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智能手机使用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本研究为制定符合西藏文化背景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进一步探索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中的智能手机使用问题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