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应用esTOCma对自生性与反应性强迫症症状维度的干预效果：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事后分析

　　本研究针对强迫症(OCD)患者因病耻感和心理健康素养(MHL)不足导致的求助延迟问题，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移动应用esTOCma对自生性(autogenous)与反应性(reactive)OCD症状维度的干预效果。结果显示esTOCma能显著改善两组症状维度的病耻感、MHL及求助意愿，表明该应用可有效应对OCD症状异质性，为社区层面OCD早期干预提供了实证支持。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种以侵入性思维（强迫观念）和重复行为（强迫行为）为特征的精神障碍，全球终身患病率达1.3%。尽管存在有效的循证治疗方法，但约38%-89.8%的患者从未寻求专业帮助，平均治疗延迟长达6.69年。这种状况导致患者个人功能受损、生活质量下降，并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

造成治疗延迟的关键因素包括病耻感（stigma）和心理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 MHL）不足。病耻感表现为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而MHL则指识别、管理和预防精神障碍所需的知识与信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OCD具有高度异质性，不同症状维度对应的病耻感和MHL存在显著差异。根据Lee和Kwon提出的分类模型，OCD症状可分为自生性（autogenous）和反应性（reactive）两大维度：前者包括攻击/伤害、性、宗教/亵渎内容，后者涵盖怀疑/检查、污染/清洗、迷信/对称内容。研究表明，自生性症状因涉及社会禁忌主题，往往伴随更强烈的病耻感和更低的求助意愿。

尽管针对OCD病耻感和MHL的干预需求迫切，但现有研究大多忽视症状维度的差异性，或仅聚焦单一症状类型。为此，研究团队开发了移动端严肃游戏应用esTOCma，该应用整合心理教育、间接接触和认知重构三大模块，旨在通过互动形式提升公众对OCD的认知并减少偏见。前期研究证实esTOCma在临床样本和社区样本中均能有效改善病耻感、MHL和求助意愿，但其对不同症状维度的干预效果尚未明确。

本研究对一项交叉随机对照试验（RCT）进行事后分析，旨在验证esTOCma对自生性与反应性OCD症状维度的干预效果。研究假设该应用能显著改善两组症状维度相关的病耻感、MHL和求助意愿，而等待组则无显著变化。

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设计，从社交媒体、大学传单和媒体报道等渠道招募208名未确诊OCD的社区成人样本。参与者通过移动应用被随机分配至实验组（立即使用esTOCma）或等待组（延迟干预），并进一步随机分配阅读自生性或反应性症状维度的临床案例vignette（共6种亚型）。主要评估工具包括测量病耻感的归因问卷（AQ-27）和社会距离量表（SDS）、心理健康素养问卷（MHLQ）以及一般求助意愿问卷（GHSQ）。通过混合方差分析（ANOVA）比较组内和组间在干预前（T0）与干预后（T1）的差异，并采用期望最大化（EM）和末次观测值结转法（LOCF）进行意向性分析（ITT）以控制脱落偏倚。

基线分析显示，自生性症状组在AQ-27的危险性（p=0.009, d=0.33）、恐惧（p=0.011, d=0.32）和社会隔离（p=0.027, d=0.27）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反应性组，而反应性组在个人责任归因（p=0.010, d=0.33）和求助意愿（p=0.042, d=0.24）方面得分更高，这与既往研究一致。

针对自生性症状的分析表明，实验组在干预后显著降低AQ-27的多维病耻感（包括危险性、愤怒、恐惧、拒绝帮助和社会隔离），并显著改善SDS社交距离（η_p²=0.10）、MHL（η_p²=0.06）和GHSQ求助意愿（η_p²=0.22）。ITT分析进一步支持这些结果的稳健性。

对于反应性症状，实验组同样表现出病耻感（除强制治疗信念外）、社交距离、MHL和求助意愿的显著改善（η_p²范围0.06-0.20）。两组症状维度在干预后效果无显著差异，表明esTOCma对异质性症状具有普适性。

本研究表明，移动应用esTOCma能有效减少社区公众对自生性和反应性OCD症状的病耻感，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和求助意愿。其效果可能源于多模块整合干预机制：心理教育模块提供OCD异质性症状的标准化知识，间接接触模块通过患者视频 testimony 增强共情，认知重构模块挑战对OCD的错误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应用未能显著改变“强制治疗”态度（AQ-27 coercion维度），提示未来版本需加强相关内容设计。

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提供了首个经RCT验证的、针对OCD症状异质性的数字化干预工具。通过大规模实施（如整合至公共卫生系统、教育机构），esTOCma有望缓解OCD识别与治疗间的差距，尤其适用于教师、医疗从业者和患者家属等关键人群。然而，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事后分析设计可能引入检验偏倚；高脱落率反映mHealth干预的普遍挑战；部分量表（如AQ-27责任感和怜悯子维度）信度不足；样本以女性和高学历者为主，限制结果外推性。

未来研究需采用更可靠的MHL测量工具，扩大样本多样性，并评估干预效果的长期持续性。此外，比较esTOCma与主动控制条件（如文本教育材料）的效果差异，将有助于明确其独特价值。总体而言，本研究为开发适应精神障碍异质性的精准化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