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专业化对城市碳平衡的促进作用：基于中国环境法庭的准自然实验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The climate mitigation effect of legal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urban carbon balance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碳平衡指数（UCB），并利用中国环境法庭（ECs）分批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评估了司法制度对气候治理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环境法庭通过提升公众与媒体环境关注度、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及行政执行力，显著改善了城市碳平衡（UCB=CS/CE），且效应在司法基础薄弱、经济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为突出。研究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司法强化推进碳减排（如CO2）提供了制度性杠杆，凸显了环境司法专业化在碳中和目标下的协同治理价值。

　　

引言

城市作为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聚区，虽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极小部分，却贡献了近70%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城市碳平衡（Urban Carbon Balance, UCB）被定义为植被碳汇（Carbon Sinks, CS）与能源消费碳排放（Carbon Emissions, CE）的比值（UCB=CS/CE），其值大于1表示碳盈余，小于1表示碳赤字，等于1则为平衡状态。相较于单一的碳排放指标，UCB能更全面衡量城市迈向碳中和的进展。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行政规制、市场工具及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但司法机构——尤其是专业化环境法庭（Environmental Courts, ECs）——对城市碳平衡的因果效应尚不明确。

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中国自2007年在贵州清镇设立首个环境法庭试点以来，逐步建立了以“三合一”或“四合一”（民事、行政、刑事及执行案件集中审理）为特色的环境资源审判体系。截至2020年，全国已设立1993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环境法庭通过提升司法效率与公信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强化跨区域司法管辖，间接影响碳平衡。理论机制表明，环境法庭一方面通过审理污染类案件（如大气、水污染）直接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保护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提升碳汇能力。此外，环境法庭还能激发公众与媒体环境关注（如通过百度指数衡量的搜索热度），促使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行政惩罚（如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增加），形成“司法-社会-政府”协同治理路径。

研究设计与数据

研究选取2005–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环境法庭的设立作为政策冲击变量（Reform），构建多期DID模型。被解释变量UCB基于卫星遥感数据（如MODIS NPP）估算植被碳汇（CS= NPP/0.45 × 1.62），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碳排放数据拟合城市级碳排放（CE）。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PGDP）、政府干预程度（Gov）、外商投资（FDI）等经济社会指标，以及日照、降水、温度等自然因素。模型通过事件研究法验证平行趋势假设，并采用合成DID、Bacon分解及Callaway-Sant’Anna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

基准回归显示，环境法庭设立使城市碳平衡指数显著提升0.096（p<0.01）。动态效应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实施后第三年开始显现，且预处理期系数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法庭在司法水平较低（以案件结案率衡量）、经济增长压力大（以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目标约束强度区分）的地区作用更突出。机制检验证实，环境法庭通过提高媒体环境关注（MEA）、公众环境关注（PEA）、政府环境注意力（GEA）及环境规制强度（GER）四类渠道促进碳平衡。进一步分解显示，环境法庭对碳平衡的改善主要源于碳排放减少（lnCE系数为负），而对碳汇提升（lnCS系数为正）的贡献相对较小。

讨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强调，环境法庭作为司法专业化改革的重要实践，能够弥补行政规制的不足，尤其在司法基础薄弱或经济增长压力大的区域发挥“纠偏”作用。政策层面需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因地制宜扩大环境法庭覆盖范围，优先在司法能力弱、增长压力大的地区设立试点；二是构建政府-司法-社会协同治理机制，通过中央财政支持、跨区域巡回审判等措施保障法庭独立性；三是统筹减排与增汇策略，同步修订《能源法》《湿地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强化自然保护地碳汇功能。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环境法庭的经验表明，司法独立性与公众参与的结合可为气候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