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的环保行为：探究伊朗南部夏季作物种植者中基于VBN理论的驱动因素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agriculture: Exploring VBN-theory-based drivers among summer crop farmers in Southern Iran

　　本研究基于价值-信念-规范（VBN）理论，调查伊朗法尔省农民采用综合害虫管理（IPM）的心理和规范驱动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360名农民数据，发现个人规范（β=0.419）最强，社会规范通过间接路径影响行为，而价值观（如利他、生态）和认知（环境后果责任）起中介作用。研究建议整合认知、道德和社会规范以促进可持续农业。

　　在全球环境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关注的核心议题。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一步突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SDG 12强调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以优化生态、经济和社会成果。尽管在减少贫困和提高基本服务可及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环境可持续性仍然是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主要归因于持续的生态退化。人类活动既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也是其受害者，因此，理解那些导致不可持续实践的行为决定因素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推动可持续性，研究者和实践者越来越关注促进环保行为的策略。环保行为（PEB）指的是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以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并促进其福祉。识别影响PEB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于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农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与环境结果紧密相关。尽管集约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也加剧了土壤退化、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这些挑战促使研究者探索可持续农业实践，如综合害虫管理（IPM），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IPM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态导向方法，结合了生物、文化、机械和化学手段，以减少对合成农药的依赖，同时保持生产力、降低成本并提高产量。尽管IPM具有明显的益处，但其在小农户中的采用率仍然有限，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心理、经济和信息方面的障碍。因此，理解影响农民采用IPM的价值观、信念和规范，对于设计促进可持续农业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价值观—信念—规范（VBN）理论，探讨了农民在采用IPM过程中的心理和规范性决定因素。VBN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用于理解PEB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该理论认为，内在的价值观会影响环境信念，进而激活个人规范，最终引导行为。在Fars省，该省是伊朗重要的蔬菜生产中心，不仅在农业产量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记录了该国最高的农药使用率。因此，VBN框架在这一地区尤为相关，因为农民的决策不仅受到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文化价值观、道德义务和对社区及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回答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四种价值观（利己、利他、生物圈和开放变革）在形成信念方面的影响程度；其次，信念（如后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如何塑造个人的规范；最后，这些价值观、信念和规范（包括社会和个体规范）如何预测农民的环保行为，尤其是IPM的采用。这些研究问题的提出，源于对当前农业实践中可持续性不足的深刻认识，以及对通过增强农民的道德责任感、社会影响和可持续农业的感知利益来促进长期环保实践的迫切需求。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涉及360名农民，涵盖Fars省的六个县。问卷经过专家评审和预测试，确保了其内容和结构的有效性。数据使用SPSS 27和AMOS 24进行分析，其中SPSS用于描述性统计、初步数据筛选和可靠性检查，而AMOS则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评估测量模型。CFA包括因子载荷、克朗巴赫α系数、复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AVE）的计算，以确保构念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在确认测量模型的充分性后，使用AMOS进行结构建模和路径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假设因果关系，并估计直接、间接和总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规范是PEB的最强直接预测因素（β = 0.419，p = 0.0001），而利他和利己价值观对规范和行为有显著影响。社会规范在直接和间接效应方面表现出中等程度的影响，而生物圈价值观和责任归属则通过规范路径间接影响行为。这些发现强调了将认知意识、道德责任和价值观驱动的动机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增强IPM的采用。研究还为政策制定者和农业推广服务提供了实用指导，建议采用文化适应的干预措施，以加强农民的伦理承诺、社会影响和对可持续农业的感知益处，从而促进长期的环保实践。

研究还深入探讨了VBN理论的理论背景和文献回顾。VBN理论基于Schwartz的基本人类价值观理论，识别了四种主要的价值观：利他、生物圈、利己和开放变革。这些价值观影响着农民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以及采取行动的道德重要性。例如，利己价值观可能减少农民对环境影响的敏感性，而利他和生物圈价值观则预计会提高环境意识。开放变革价值观则促进对创新和可持续实践的接受。这些理论假设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得到了验证。

研究还提出了具体的假设，包括价值观对后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影响，信念对个人规范的影响，以及社会和个体规范对PEB的影响。这些假设为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因果逻辑框架，使研究能够同时考察个体和社会驱动因素对可持续农业实践的影响。

在方法论部分，研究详细描述了样本的选取过程，包括多阶段集群抽样方法。首先，根据Fars省农业 Jihad 组织的数据，确定了夏季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六个县。然后，根据这些县的地理和气候多样性，选取了具有显著夏季作物种植的村庄，并在这些村庄中随机选取了农民进行调查。这一方法确保了样本的地理和气候多样性，以及农业生产的差异性，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

在结果部分，研究展示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包括农民的年龄、教育水平、种植经验、土地规模和种植作物类型。大多数受访者年龄在40-50岁之间，教育水平以完成8-12年教育为主，种植经验以14-28年为主。土地规模方面，近半数农民拥有4-10公顷土地，表明在Fars省，夏季作物种植以中等规模为主。在作物类型方面，番茄的种植比例较高，占72.8%，而马铃薯的种植比例较低，占27.2%。

测量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所有构念的因子载荷均超过0.60，表明其可靠性。克朗巴赫α系数和复合信度均超过0.70，确认了内部一致性。此外，平均方差提取（AVE）值也确认了收敛效度。在区分效度方面，使用了Fornell-Larcker方法，确认了每个构念的AVE平方根高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从而确保了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

因果分析的结果表明，个人规范是PEB的最强直接预测因素，而社会规范在直接和间接效应方面也表现出重要影响。此外，利他和开放变革价值观通过影响后果意识和责任归属，间接促进了个人规范的形成，从而影响了PEB。这些发现表明，为了提高IPM的采用率，干预措施应强调生态、社会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同时利用社会规范来加强道德承诺。

讨论部分强调了本研究的实践意义，指出农业推广服务可以通过培养农民对可持续性的道德义务来促进IPM的采用。培训模块应结合案例研究、参与式活动和反思性讨论，将可持续农业与伦理价值观、社区福祉和长期利益联系起来。此外，研究还表明，强调实际利益，如成本节约、作物质量和健康优势，可以增强IPM的采用率，从而补充道德诉求。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依赖自述数据，这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来跟踪价值观、信念和规范随时间的变化，并评估其对持续环保行为的预测能力。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探索经济激励、政策框架和社会网络的影响，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因素如何与心理决定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可持续农业的采用。最后，研究建议开发更广泛和全面的IPM采用测量方法，包括综合指数、使用频率或强度，以及超越本地认知的其他技术，以更准确地捕捉IPM的多维性质。

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农民环保行为的理解，还为政策制定者和农业推广服务提供了实用指导，以促进可持续农业实践的长期采用。通过将VBN理论与情境适应的政策见解相结合，研究展示了实现可持续性转变需要超越意识，而是要将道德、社会和制度驱动因素协调一致。研究结果还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呼应，特别是在SDG 12上，展示了如何通过心理和规范性机制支持采用环保的农业实践，从而促进资源效率、生态完整性和可持续食品系统的全球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