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众对新型二氧化碳去除技术的支持度研究：驱动因素与政策启示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identification of key drivers in arid inland river basins: a case study of the Aksu River Basin

　　本文聚焦气候变化背景下新型二氧化碳去除（CDR）技术的公众接受度问题，通过澳大利亚全国性问卷调查（n=340）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对DACCS、BECCS、ERW和生物炭四种CDR技术的支持度差异及关键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信任和感知利益是推动支持的核心因素，而"干预自然"担忧则通过风险感知抑制支持。该研究为南半球国家CDR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强调透明沟通与信任构建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碳减排压力日益紧迫，仅靠减排已难以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二氧化碳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技术将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目前全球主要通过植树造林等传统方式年移除约22亿吨CO₂，但到2050年需额外移除23-74亿吨才能实现净零排放。这一巨大缺口催生了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封存（DACCS）、生物能源碳捕获与封存（BECCS）、增强岩石风化（ERW）和生物炭等新型CDR技术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些技术多数仍处于中低技术成熟度阶段，其大规模部署不仅面临技术经济挑战，更缺乏对社会接受度的系统研究。尤其在南半球国家，公众对CDR的认知和态度几乎为空白，而国家背景差异意味着北半球研究结论难以直接移植。

澳大利亚作为化石燃料出口大国，在承担历史排放责任的同时，正积极推动CDR技术研发。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要求2030年排放比2005年降低43%，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澳大利亚碳信用单位计划已支持传统CDR方法，但新型CDR技术的推广亟需公众理解与支持。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社会认可的技术易遭遇抵制甚至夭折，例如海洋CDR野外试验曾因公众反对而中断。因此，厘清公众支持的影响机制，对CDR技术负责任部署具有关键意义。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首个针对澳大利亚公众的新型CDR接受度全国调查。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量化分析了制度信任、环境自我认同、干预自然担忧等因素如何通过风险-利益感知路径影响公众支持。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南半球国家公众对CDR的独特态度，更构建了可推广的决策支持模型，成果发表于环境管理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研究方法的核心包括三方面：首先采用全国代表性问卷调查（n=340），通过配额抽样确保样本在年龄、性别、地域、收入和教育程度的代表性；其次设计标准化技术说明材料，要求受试者至少阅读20秒后通过理解测试，确保认知基础一致；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路径，通过比较拟合指数（CFI）、塔克-刘易斯指数（TL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等指标优化模型。调查涵盖对DACCS、BECCS、ERW和生物炭四种技术的小规模试验与大规模部署支持度，并测量了制度信任（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六大主体）、环境自我认同（个体环保行为认同度）等潜变量。

研究结果揭示四大发现：

3.1. 公众对CDR试验与部署的支持度差异

超过半数受访者支持所有CDR方法（生物炭支持率最高：试验72%，部署65%；ERW最低：试验63%，部署53%），且对试验的支持显著高于部署（p<0.05）。方差分析显示生物炭与ERW的支持度差异显著（p=0.02），但DACCS、BECCS与其余方法间无统计学差异。这表明公众更倾向于渐进式技术发展路径，对农业关联度高的生物炭认可度显著高于需矿产开发的ERW。

3.2.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关键驱动路径

修正后模型拟合优度良好（CFI=0.995，RMSEA=0.036）。感知利益对支持度的直接效应最强（β=0.49），其次是制度信任（β=0.16）和环境自我认同（β=0.10），而感知风险呈负向影响（β=-0.17）。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制度信任通过提升感知利益间接促进支持（β=0.50）；干预自然担忧通过加剧风险感知抑制支持（β=0.23）；环境自我认同则呈现双重作用：既直接促进支持，又通过风险感知产生微弱抑制。

3.3. 技术特性与公众认知的交互影响

技术成熟度（TRL）差异显著影响公众判断：中成熟度的生物炭因与土壤固碳等传统方法相似度更高，更易获得认可；而低成熟度的ERW因涉及岩石研磨等工业流程，引发更多环境干扰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DACCS与BECCS在技术原理上差异显著，但公众未表现出明显偏好，暗示非专业群体更关注CDR的终极目标而非技术细节。

3.4. 价值观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环境自我认同度高的个体虽更关注CDR环境风险，但整体支持度仍高于平均水平，说明气候危机共识可部分抵消技术担忧。而"干预自然"价值观持有者普遍对CDR持审慎态度，尤其警惕ERW等地质工程手段。制度信任成为破解该困境的关键——当受访者认为监管体系可靠时，其对技术风险的容忍度显著提升。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澳大利亚语境下的政策启示：作为化石燃料出口国，澳大利亚公众对CDR的支持既包含气候责任意识，也掺杂对能源转型路径的复杂心态。研究发现颠覆了"风险感知主导新技术接受度"的传统认知，表明在低熟悉度技术领域，利益沟通比风险预警更能推动公众支持。这与瑞士、马来西亚等国的研究形成对比，凸显国家背景对技术接受模型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强调，新型CDR技术的推广需构建"制度信任-利益共识-价值协调"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首先通过透明参与建立多方互信（如借鉴澳大利亚气候管理局推荐的国际合作模式）；其次重点宣传CDR在就业、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协同效益；最后针对"干预自然"等伦理关切，开展基于地方知识的对话机制。该研究不仅为澳大利亚CDR路线图提供了实证依据，其构建的跨文化比较分析框架更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方法论创新。

未来研究需扩大样本量并纳入海洋CDR技术（如海洋碱化增强），同时追踪公众认知随技术成熟度的动态演变。而如何将模型结论转化为具体的沟通策略——例如通过可视化技术演示降低ERW的认知门槛，或设计社区共治的碳封存项目——将成为推动CDR从实验室走向场域的关键挑战。这项研究无疑为全球净零征程中的社会技术系统协同演进提供了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