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本地-全球联动：CBD行动议程下的制度复合体与中间层治理空间研究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Local-global linkages in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The regime complex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genda for nature pledges

　　本研究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碎片化及“全社会参与”方法有效性未明的问题，通过分析《生物多样性公约》行动议程中的718项承诺，运用社会网络和话语分析，揭示了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作为“中间层”在链接全球承诺与地方实施中的关键作用，并指出网络碎片化、话语分歧等挑战。该研究为理解制度复合体动态、强化跨尺度治理协同提供了新视角。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扭转这一趋势，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设定了到2030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宏伟目标。这一框架的核心创新在于倡导一种“全社会参与”（Whole-of-Society, WoS）的治理方法，旨在超越传统由国家主导的多边谈判，整合公共、民间和商业领域各类自组织治理倡议，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和灵活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架构。然而，这种由众多部分重叠且非层级化的制度构成的“制度复合体”（Regime Complex），其实际效果如何？它是否真能如其承诺的那样，带来变革性的转变，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尽管这种治理模式因其灵活性、横向连接和适应性而受到赞誉，但其能否有效兑现变革承诺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来自瑞士伯尔尼大学自然科学院（Wyss Academy for Nature at University of Bern）的研究团队Van Thi Hai Nguyen、Truc-Ly Le-Huynh、Simon Gadola、Quynh Nguyen、Gretchen Walters和Margaret Awuor Owuor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独辟蹊径，没有局限于对官方文件（如《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的分析，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属的“自然行动议程”（Action Agenda for Nature）平台。该平台是一个汇集全球各类自愿性生物多样性承诺的旗舰机制。研究人员系统收集并分析了截至2023年10月该平台注册的718项旗舰倡议和274项伙伴关系倡议（共涉及1086个行为体和4109个连接关系），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关系型数据库。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相结合的方法，他们深入剖析了生物多样性治理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组成、行为体互动模式以及主导性话语叙事，从而动态地描绘了该制度的运行图景。这项研究最终形成论文，发表在环境科学领域的知名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上，为理解和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和理论见解。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 数据采集与构建：系统性地从CBD自然行动议程平台采集公开的承诺数据，并通过网络搜索补充信息，构建包含承诺描述、地理范围、行为体类型、主题焦点等变量的关系型数据库。2. 社会网络分析（SNA）：将行为体和关键词视为网络节点，分析其连接关系（边），计算网络密度、中心性等指标，以可视化并量化行为体间的协作模式和网络结构特征。3. 话语分析：对承诺文本进行定性编码和定量文本分析，识别高频词汇、主题叙事及其关联，以揭示主导性的治理话语和议程设置模式。

4. 结果与讨论

4.1. 界定生物多样性制度复合体的构成要素

分析揭示了生物多样性制度复合体高度多样化但碎片化的特征。1086个行为体（节点）通过4109个连接（边）构成了一个多中心治理网络，其中近89%的承诺由非国家行为体（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主导，凸显了其在生物多样性行动中的核心作用。该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由高度连接的联盟、平台（如中国NGO论坛、荷兰行动议程、道德生物贸易联盟UEBT）构成，充当不同部门间的桥梁；边缘区则存在许多专业化但连接松散的行为体（如IUCN、世界土地信托）；此外还有大量分散且连接甚少的碎片化行为体。这种结构在允许特定情境行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协调不畅、影响力受限和规模效应难以实现等挑战。

地理分布分析显示，生物多样性承诺覆盖125个国家，但分布极不均衡。荷兰和中国（拥有国家级行动议程平台的国家）的承诺数量遥遥领先，表明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能有效促进参与。然而，行动议程的参与主体仍以全球北方（73.6%）为主，全球南方的参与度不足。研究未发现国家生物多样性指数（NBI）与承诺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统计学相关性，表明政治意愿和政策参与度，而非单纯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是驱动承诺的关键因素。经济状况（GDP）显示出更强的相关性，高GDP国家通常拥有更多资源投入生物多样性行动，但亦有例外。值得注意的是，78.21%的承诺聚焦于本国范围内的干预，这符合KMGBF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但也引发了关于南北资金流向逆转和实施能力差异的担忧。跨国行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地理分布的高度不均，行动领导者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部分亚洲、南美国家，而非洲和大洋洲则更多是行动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且合作网络常带有历史殖民联系的印记，反映出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

4.2. 探测生物多样性制度复合体中的行为体格局与影响力

通过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研究发现十个行为体群体间的协作网络复杂且影响力分布不均。一个关键的发现是，上游的正式政府行为体与基层参与之间的纵向联系薄弱，同时全球和区域层面的跨部门互动也有限。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与广泛的行为体行动之间缺乏清晰连接，这加剧了制度孤岛现象。

尽管存在碎片化，研究揭示了一个新兴的、在中间层面（中观层面）的协作空间。商业机构、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次国家当局在此形成了密集且连接良好的联盟。这一“中间层出”（middle-out）的治理空间，正逐渐成为系统变革的关键驱动力。公共组织，特别是学术和研究机构，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连接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并促进跨层级的知识交流和政策实施。私营部门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从减缓影响转向主动行动，并与环保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大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资源和专业知识参与联盟，而中小型企业则更多通过行业平台（如UEBT）参与。非政府组织（NGOs）是治理网络中的重要“经纪人”，确保行动的情境相关性和有效性，并发挥监督作用。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拥有89个直接连接，影响力显著。然而，地方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在高层网络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前100名最具连接度的行为体中仅有2个地方非政府组织，这反映了权力和影响力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分配不公，以及将地方行为体有效纳入全球框架的机制缺失。

4.3. 识别生物多样性制度复合体中的行为体话语一致性

话语分析揭示了塑造生物多样性治理叙事的五个主要主题：（1）将保护和恢复主流化纳入政策；（2）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实现自然向好（Nature-positive）结果；（3）负责任和可持续地利用生物产品及公平惠益分享；（4）可持续供应链和变革性经济模式；（5）承认传统知识为知识产权。这些话语反映了行为体如何框定其行动、优先事项和专业领域。

区域分析显示了不同的话语偏好。欧洲强调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到政策和经济部门（如农业、供应链），侧重于技术官僚和市场驱动的保护方式，但社区参与在已分析的承诺中相对边缘化。亚洲展现出较为综合的治理方式，平衡了科学研究、政策驱动和社区行动，并日益重视传统生态知识（TEK）和公平惠益分享，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其中的突出体现。非洲的承诺焦点集中在保护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区和濒危物种，以及大规模生态恢复项目，地方社区通过公民科学和传统知识参与在恢复努力中扮演关键角色，但这些行动多由非政府组织或基层主导，与政府的协调有限。北美表现出强大的治理参与，特别是在土地保护地役权、生态廊道恢复和城市生物多样性项目方面，并将原住民土地管理实践融入保护工作，但更广泛社区的直接参与仍显不足。南美拥有悠久的原住民主导保护历史，但在当前的承诺中代表性不足，保护叙事更侧重于扩大保护区和保护原生森林，对原住民治理的强调不够，这揭示了全球报告机制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偏见。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KMGBF下“全社会参与”方法的具体实践，填补了跨层级治理生物多样性制度复合体的关键空白。研究揭示了一个由非国家、次国家和混合行为体构成的“中间层出”治理空间，这些行为体作为中介或远程耦合经纪人，在链接全球承诺与地方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BD下属的“自然行动议程”平台是捕捉这种多样性和动态的关键制度创新。然而，该平台与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之间的正式联系仍然薄弱，这种制度脱节对跨层级的一致性、可持续的伙伴关系以及跨部门的有效整合构成了风险。

随着CBD COP16的结束，距离实现KMGBF目标仅剩五年时间，本研究结果表明，若没有更强的跨尺度协调与整合，系统性变革将难以实现。当前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体现关键的行为体联系和能动性动态，而这些对于横向（跨部门）和纵向（社会结构内部）扩大影响力至关重要。研究指出，未来研究的前沿在于考察生物多样性制度复合体的实地绩效，尤其需要关注两个未被充分探索的维度：行为体能动性和治理能力。推进网络科学方法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应用，为捕捉这些互动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不仅有助于诊断当前治理的不足，也为设计更具适应性、包容性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提供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