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环境认知偏差：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自然恢复新框架

《Conservation Biology》：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misperceptions for nature recovery

　　本综述创新性地将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理论引入环境认知偏差研究，提出了一个整合社会层面和认知机制的双维度分析框架。文章通过中国群力新城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媒体信息源（如电视）与认知偏差的正相关性，发现个人与自然的直接互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促进生态认知，而参与深度（如兴趣强度）才是关键影响因素。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自然恢复已成为全球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然而，基线漂移综合征（SBS）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严重阻碍了公众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准确感知。SBS不仅涉及人们对自然退化的认知偏差，也同样影响对自然恢复的感知。以往研究多集中于自然资源使用者的视角，缺乏对SBS背后认知机制的深入探讨。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将SBS的研究范围从自然损失扩展到自然恢复，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认知机制，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环境认知偏差研究框架

本研究扩展了Papworth等人提出的SBS类型学，将其划分为代际遗忘、个人遗忘、变化盲视和记忆错觉四种机制。为了从认知层面理解环境认知偏差，我们引入了信息处理理论，将人类心智类比为信息处理器，探讨环境刺激如何通过感觉、注意、学习、思维和记忆等认知阶段被处理和解读。认知偏差可进一步区分为遗漏错误（如信息输入或存储失败）和委托错误（如错误信息导致的认知扭曲）。该框架为在特定社会生态背景下研究环境认知偏差提供了系统方法。

案例研究：中国哈尔滨群力新城的实证分析

研究选取中国哈尔滨松花江段的群力新城作为案例地。该区域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快速社会变迁，并实施了多项生态补偿和修复工程（如群力滨江湿地和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创建），形成了环境先退化后改善的“U”型轨迹。这为研究社会变迁与生态变化交互作用下的环境认知提供了理想场所。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第一阶段对42名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定性探索环境认知偏差的表现形式及其认知过程。第二阶段对1018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定量评估SBS的普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问卷内容涵盖了受访者对绿地面积、水质和鱼类物种丰富度等环境指标变化的感知，并将其回答与官方监测数据进行比较，以判断其认知的准确性。

研究结果

年龄、经验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知识的准确性主要与个体在当地的生活或访问年限（经验长度）正相关，而非单纯取决于年龄。对自然访问的兴趣程度和每次访问的停留时间显著影响个体对当地环境状况的了解深度。值得注意的是，直接与自然互动本身在多数情况下并未显著促进生态理解，而互动的深度（如兴趣强度）才是关键。从（国有）电视获取环境信息与对地区先前生态状况的了解准确性呈负相关。教育水平是唯一与个体对过去和当前环境状态的知识均呈显著正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信息处理、认知偏差与SBS

访谈结果揭示了信息处理各认知阶段在引发环境认知偏差和SBS中的作用。感觉阶段（缺乏能力或机会感知环境特征）、注意阶段（如变化盲视或无意盲视）、学习阶段（如缺乏信息来源）、思维阶段（如缺乏识别物种的生态知识）和记忆阶段（如童年失忆或年龄相关记忆衰退）均可能导致遗漏错误。而学习阶段（接触错误信息）、思维阶段（如过度自信偏见）和记忆阶段（如记忆错觉）则可能导致委托错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三种环境维度变化趋势的认知呈现出所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包括准确认知和各种类型的偏差）。尽管鱼类物种丰富度因其不可直接观察性而认知难度最大，但多数受访者仍倾向于认为所有环境维度均有所改善，这在那些在环境转折点之前就在当地生活的人中表现为个人遗忘型SBS。

讨论

为实现自然正向的未来，必须解决环境认知偏差问题，因其可能降低社会对自然恢复规模的期望。本研究提出的框架将环境认知偏差置于社会和认知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单纯的身体接近自然并不等同于深度的生态理解，强调了在自然互动中融入教育成分和激发兴趣的重要性。研究呼吁未来应更多关注支撑人们体验自然损失与恢复的认知机制。基于信息处理理论，区分不同认知阶段出现的遗漏错误和委托错误，对于设计具有针对性和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未来研究需要在不同的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系统考察环境认知偏差的各种表现形式、驱动因素及其后果，并采用跨学科合作的方式，开发基于地方的干预策略，以弥合公众认知与环境现实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