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景观改变与土地覆盖异质性对北美浣熊（Procyon lotor）位点利用强度的多尺度影响研究

《Ecosphere》：Human landscape alterations and land cover heterogeneity influence northern raccoon (Procyon lotor) site use intensity

　　本文通过贝叶斯N-混合模型（Bayesian N-mixture modeling）分析了美国伊利诺伊州森林与草原生态系统中浣熊（Procyon lotor）的位点利用强度，揭示了不透水地表面积（impervious surface area）与道路密度（road density）等人类活动因素在100米斑块尺度和1公里景观尺度上的显著影响，为浣熊种群管理及人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s）防控提供了关键生态学依据。

　　

研究背景

北美浣熊（Procyon lotor）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北美和中美的中体型食肉动物，常见于自然和人为改造景观中。由于其近年来分布范围扩大和种群数量增加，浣熊已成为许多人兽冲突的源头。它们能够根据周围环境调整行为模式和位点利用策略，因此在不同景观类型中表现出高度适应性。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城市或郊区环境中的浣熊种群，而对中西部自然生态系统（如森林和草原）中浣熊的位点利用强度及其驱动因素了解较少。

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于2021年12月至2023年5月期间，在伊利诺伊州全境95个森林和草原站点布设相机陷阱（camera traps），累计完成13,948个陷阱夜（trap nights）的调查，共捕获8634张浣熊照片，观测到浣熊的站点比例高达95.8%。采用贝叶斯N-混合模型（N-mixture model）分析浣熊位点利用强度，考察了斑块尺度（100米缓冲区）和景观尺度（1公里缓冲区）下多种环境因子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所选变量包括生境特征、人为干扰和种间相互作用等，具体如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不透水地表面积、道路密度、住房密度、与栖息地边缘的距离、与水源的距离，以及郊狼（Canis latrans）的相对多度指数等。

主要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在两个空间尺度上，不透水地表面积均对浣熊位点利用强度产生显著负效应（斑块尺度：α = -0.70，95% CrI = -0.91 – -0.51；景观尺度：α = -0.47，95% CrI = -0.62 – -0.32），其影响强度超过其他所有变量。在斑块尺度上，道路密度具有正效应（α = 0.19，CrI = 0.06–0.33）；而在景观尺度上，与栖息地边缘的距离越远，浣熊的利用强度反而越高（α = 0.13，CrI = 0.06–0.20）。与研究假设相反，植被生产力（以NDVI表征）、与水源的距离以及郊狼相对多度均未呈现显著影响。此外，森林生境中的浣熊位点利用强度显著高于草原生境。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突出表明，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浣熊的位点利用更多受人类活动相关因素（如不透水地表、道路密度）和栖息地特征的影响，而非种间竞争或捕食压力。与先前部分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发现较高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如铺装地面、建筑结构）会导致浣熊利用强度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这类区域缺乏浣熊所需的天然食物资源和适宜栖息结构。相反，道路密度较高区域可能为浣熊提供移动廊道和新的觅食机会，从而提高了其利用强度。

研究还发现浣熊在远离栖息地边缘的区域表现出更高的利用强度，这可能与浣熊在冬季和早春形成群体栖居（communal denning）的行为有关——森林内部可为浣熊提供更多树洞、枯木等适宜巢穴。这一发现与以往认为浣熊偏好边缘生境的观点有所不同，凸显出浣熊行为策略的情境依赖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未发现郊狼（coyote）对浣熊的位点利用存在显著影响，这与一些认为郊狼可能抑制浣熊数量的观点相反，支持了二者在空间中可广泛共存的研究结论。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调查仅针对森林和草原生境，未涵盖城市、农田等其他浣熊高频利用的生境类型，且调查未覆盖7–10月，因此未能揭示浣熊季节性行为模式的变化。此外，由于浣熊个体未被标记，无法通过传统标志重捕法估算真实种群密度，而采用N-混合模型推估位点利用强度仍为分析其分布与生境选择的有效工具。

管理建议与启示

鉴于浣熊在伊利诺伊州乃至整个北美中西部地区的广泛分布与高适应力，其种群管理需更多关注人类活动导致的景观改变。森林恢复项目可能会增加适宜浣熊的栖息地，进而提升其局部利用强度，潜在加剧与受保护物种（如布兰丁龟Blanding's turtle、北方鲍勃鹬northern bobwhite）的冲突。管理策略应更注重景观规划，避免在生态敏感区周围增设道路或高不透水表面，同时不应依赖郊狼作为浣熊种群的自然控制因子。

该研究为理解人为干扰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多尺度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对制定浣熊及其他适应性强物种的管理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