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否提升了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度？来自中国的证据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Do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Zones improve public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改善生态文明试验区（NECPZs）通过提升空气质量（如降低PM2.5和SO2排放）和促进公众参与（如在线反馈及提案提交），显著增强公众环境满意度。互联网高频使用者因更易获取政策信息并参与治理，其满意度提升幅度更大（基于2013-2021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滚动差分法）。

　　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地退化等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给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协同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被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环境治理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现出顶层设计和协同推进的新特点。

为了推进这一战略，国家层面设立了生态文明试验区（NECPZs），旨在通过制度设计探索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并构建可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生态治理体系。2015年，基于各地生态文明实践的经验积累，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建立统一的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整合分散的地方性实践，加强制度建设。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分批设立了四个生态文明试验区。该政策不仅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度实践，也体现了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当前关于生态文明试验区成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客观指标，如绿色创新和生态效率，而对公众的主观环境满意度关注有限。然而，公众的环境满意度作为治理绩效的重要主观指标，不仅反映了政府的表现和政策的有效性，还可能反过来影响政府的激励和政策选择，从而塑造治理实践。忽视这一维度可能导致政策效果评估的不完整，特别是在理解试验区如何培养公众支持和增强政策合法性方面。

公众满意度是衡量公民主观感知的重要指标，既反映政府表现，也体现政策成效。在制度化治理中，公众满意度不仅影响政治信任，还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了维持这种合法性，像越南、约旦和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逐步建立了收集和回应公民反馈的机制。

本研究探讨了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否提升了公众的环境满意度。公众环境满意度被定义为个体对居住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研究利用中国社会调查（CSS）的多期数据，并采用一种时序不一致的双重差分（DID）方法，系统评估试验区对试点省份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并揭示其背后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区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公众的环境满意度。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实现：改善空气质量以及增强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度。

在现有研究中，虽然已有多项成果揭示了试验区在生态效率和绿色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很少涉及社会维度。相比之下，国际上对主要环境治理政策（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研究不仅关注生态和经济结果，还考察公众感知、社会接受度和政策合法性。例如，斯德哥尔摩的Hammarby Sj?stad通过整合能源、水和废弃物的“城市代谢”系统，显著降低了环境负担并提升了居民的环保意识。而弗莱堡的Vauban区则展示了公众参与在确保政策合法性和长期可持续性中的关键作用。

基于这些研究，本研究提出两个假设：首先，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立提升了试点省份的公众环境满意度；其次，试验区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在互联网使用频率较高的个体中更为显著。研究采用CSS数据，包括2013、2017、2019和2021年的四次横截面调查，样本总量为2842人。研究通过构建滞后变量，将政策实施与公众满意度的变化联系起来，确保模型能够捕捉政策的长期影响。

为了验证这些假设，研究采用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首先，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研究确认了试验区实施前后，试点省份与对照省份在环境满意度方面的趋势相似。其次，通过伪处理检验，模拟了不同省份在不同时间点被纳入试验区的情况，结果显示试验区对公众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显著，且不具有随机性。此外，研究还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并引入了队列特定的时间趋势，以进一步验证政策效果的稳健性。

在机制分析方面，研究探讨了试验区如何通过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公众参与来提升满意度。首先，试验区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和PM2.5浓度，从而改善了空气质量。其次，试验区的实施促进了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参与（如通过电话、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提交环境投诉）和间接参与（如通过向全国人大和政协提交环境相关提案）。这些参与形式不仅反映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提高，还增强了政策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回应性，从而提升了公众的满意度。

研究还发现，公众满意度的提升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较高的个体更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获取环境治理相关信息，并对政策成效形成更积极的评价。相反，互联网使用频率较低的个体则可能因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而无法充分感知政策效果。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观点，即互联网使用可能加剧公众对环境治理的不满。实际上，试验区的实施促使互联网用户更加积极地参与环保活动，并对政策产生更高的满意度。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政府应兼顾可感知的环境成果和公众参与机制。虽然减少污染是必要的，但仅靠这一措施不足以全面提升公众满意度。政府还应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如完善投诉处理机制和提供正式的政策反馈途径，以将环境改善转化为公众的满意感。其次，试验区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群体中存在差异，这凸显了数字鸿沟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政府应利用数字媒体，如官方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传播政策进展和环境成果，同时拓展其他传播渠道，如电视、广播、社区公告和面对面交流，以覆盖不同群体。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宣传效果，更能确保信息的公平获取，使所有公民都能感知并认可环境政策带来的益处。

此外，本研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环境政策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客观环境质量的改善上，还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满意度。因此，政策制定者应确保信息流通的透明度和开放性，并通过多种渠道鼓励广泛的公民参与。这些措施不仅能增强治理的合法性，还能提高公众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改革的支持和认可。

总之，本研究从公众环境满意度的角度出发，系统评估了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揭示了其通过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公众参与提升公众满意度的机制。同时，研究强调了数字媒体在环境治理中的双重作用，既可能放大负面信息，也可能促进政策沟通和公众信任。通过深入分析试验区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环境治理向更加公平、透明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