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AP生态计划进行河流修复：当前对蓝色基础设施的支持及未来机遇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River restoration via CAP eco-schemes: current support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blue infrastructure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生态补偿方案对河流恢复的支持研究。通过分析27个成员国2023-2027年CAP战略计划，结合AI与人工验证，将生态补偿措施分为直接、间接、潜在及不支持四类。结果显示仅2.3%措施直接支持河流恢复，83.3%集中于被动型农场措施，如树篱种植和化肥减量。建议改革生态补偿方案，强化集体多年期措施和统一生态指标，以提升蓝基础设施恢复成效。

　　欧洲的淡水生态系统正面临显著的退化问题，而农业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023–2027年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引入了新的生态方案，这为河流修复提供了潜在的支持，也是欧盟环境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本研究对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的CAP战略计划进行了系统分析，评估其生态方案对河流修复目标的契合度。研究回顾了超过130项已批准的生态方案，将它们按照对预设的11项修复行动（如泛滥平原重新连接、河道栖息地改善等）的潜在支持程度进行分类，包括直接支持、间接支持、潜在支持或不支持。分析过程结合了人工智能辅助文本处理与人工验证，旨在揭示成员国在使用生态方案支持河流修复方面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尽管一些国家提供了多种与河流修复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生态方案，但大多数国家更倾向于维持现有农业实践，仅少数国家明确支持如河岸缓冲带修复或湿地创建等关键修复行动。超过30%的生态方案被归类为“潜在支持”，表明这些方案在设计上还有改进空间，以更明确地支持淡水生态系统的修复。虽然河流修复并非CAP生态方案的核心目标，但这一新工具为解决淡水退化问题提供了战略机遇。然而，当前的实施情况反映出政策雄心的不足以及与欧盟水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本文提出调整方案设计和分类方法，以更好地将蓝色基础设施修复纳入CAP框架之中。本研究提供了首次针对欧盟范围内的生态方案与河流修复关系的分析，为未来政策发展和中期CAP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基准。

淡水生态系统是全球最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系统之一，欧洲的河流和湿地也经历了广泛的退化。因此，河流修复和综合管理策略成为实现良好生态状况的重要手段。水框架指令（WFD）作为欧盟水政策的核心，要求所有地表水达到良好的生态和化学状况。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与其他影响水系统的部门政策相协调，尤其是农业政策，农业既是淡水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修复的潜在贡献者。自然恢复条例（NRR）进一步加强了这些生态目标，要求到2030年恢复25,000公里的自由流动河流，主要通过拆除或改造过时的障碍物来实现。然而，这类结构性工程通常超出了年度、农场层面生态方案的能力范围，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生态方案在更广泛政策体系中的补充作用，例如减少扩散压力、保护河岸生态状况等。除了NRR，生态方案还与欧盟的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条例并行，该条例设定了到2030年的净减少目标。将农业措施（如河岸林地覆盖、湿地恢复）与NRR的连通性标准和LULUCF的核算体系相协调，说明生态方案是整体政策工具之一。

尽管NRR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但其在农业政策中的实际执行仍然面临挑战。生态方案在促进河流修复方面的角色仍需进一步明确。通过分析成员国的生态方案，本研究发现，虽然许多国家的生态方案包含可能对淡水生态系统有益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被作为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土壤保护或牧场管理的附带好处，而非明确的河流修复目标。因此，生态方案在当前框架下对河流修复的直接支持仍然有限，这反映出欧盟在生态政策设计上的不足。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所有27个成员国的CAP战略计划，识别并分类了与河流修复相关的生态方案。研究采用了包括人工智能辅助文本处理在内的多种方法，确保对生态方案的评估既全面又具有可比性。分析结果显示，生态方案对河流修复的支持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例如，立陶宛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有四项生态方案明确针对河流修复目标；而在15个国家中，没有一个生态方案直接支持这11项修复行动。这种差异并未与国家的大小、地理位置或农业模式直接相关，而是更多地反映了各国在生态政策设计上的不同侧重点。

在具体支持分类方面，研究发现，虽然一些国家如荷兰和法国的生态方案设计较为复杂，但大多数国家的生态方案仍偏向于间接支持或潜在支持。例如，荷兰的生态方案通过鼓励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间接支持了河流修复，而法国则通过作物多样化等措施间接促进了生态恢复。然而，一些关键的修复行动，如拆除障碍物、恢复泛滥平原等，很少被直接纳入生态方案。这表明，当前的生态方案在支持河流连通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需要更系统的政策设计来弥补这一差距。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生态方案设计的局限性。由于生态方案主要针对农场层面的实践，其在支持大规模、系统性的河流修复方面存在不足。这种设计模式限制了生态方案在促进河流生态功能恢复方面的有效性，尤其是对于需要长期规划和多主体合作的修复行动。例如，设置最低流量要求或重新连接泛滥平原等措施通常需要较高的前期成本、长期规划和跨农场协调，这些条件在当前的生态方案框架下难以满足。因此，生态方案在当前背景下更适合支持局部的、低投入的修复措施，而无法有效应对景观尺度的生态需求。

为了提高生态方案在河流修复中的作用，研究建议采取更灵活的设计策略，例如引入集体实施机制、景观尺度规划和针对特定生态目标的支付激励。这些措施可以增强生态方案的实施效果，同时避免与现有政策工具之间的冲突。此外，研究强调了生态方案在支持生态服务方面的潜力，如过滤污染物、减少土壤侵蚀、储存碳、促进授粉和自然害虫控制等。然而，这些服务在景观或流域尺度上的量化评估仍然面临挑战，因为涉及多个主体和延迟效益，使得成本效益分析变得复杂。

本研究还指出了生态方案与自然恢复条例（NRR）之间存在的协调问题。NRR要求成员国制定国家恢复计划，并与CAP战略计划进行对接，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然而，当前的生态方案设计尚未完全满足这一要求，导致恢复目标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实现。因此，未来CAP的改革应着重于将河流修复作为生态方案设计中的明确目标，并采用标准化的生态指标来衡量修复成效。同时，生态方案应与LULUCF和NRR的监测框架相结合，以确保环境公共产品的有效交付。

总的来说，本研究揭示了当前CAP生态方案在支持河流修复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也指出了改进的方向。通过更明确的政策设计、更系统的实施机制以及更精准的监测体系，生态方案可以成为促进淡水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工具。然而，仅靠生态方案不足以实现NRR设定的恢复目标，还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如LULUCF和Pillar II的措施）相结合，形成更全面的生态恢复战略。未来，欧盟应推动更协调的政策框架，确保生态方案能够有效支持河流修复，从而实现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