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儿童发散性与聚合性思维研究：社会经济地位无显著影响，语言能力成为关键预测因子

《Acta Oecologica》：Creative minds, equal ground: no socioeconomic gaps in UK children's divergent and convergent thinking

　　本研究针对儿童创造力发展中社会经济地位(SES)影响不明确的问题，开展了英国4-12岁儿童发散性思维(DT)与聚合性思维(CT)的大样本研究。结果发现DT与CT无显著关联，且均不受SES或照顾者教育水平影响，而语言流畅性成为最稳定的创造力预测指标。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认知，表明创造力可能比想象中更平等地分布在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中，为创造性发展的理论模型提供了新视角。

　　

在当今社会，创造力被广泛认为是21世纪的关键技能，早期识别和培养创造性思维变得尤为重要。然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因素如何影响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实证证据却存在不一致性。一方面，传统观点认为资源丰富的环境能够促进创造力发展，另一方面，新兴的"隐藏天赋理论"提出早期逆境反而可能增强问题解决和创造力等技能。这种理论分歧使得理解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机制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紧迫课题。

为了厘清这些争议，杜伦大学心理学系的Bruce S. Rawlings领衔的研究团队在《Acta Oecologica》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该研究以英国东北部229名4-12岁儿童为样本，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社区外展项目"科学冒险"招募参与者。纽卡斯尔作为英格兰 deprivation 排名第32位的地区（共317个地方当局），其儿童收入剥夺指数排名第24位，为研究社会经济差异对创造力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了多维度评估框架。创造力测量包括使用替代用途任务(AUT)评估发散性思维(DT)，以及适应儿童版本的远程联想测验(RAT)评估聚合性思维(CT)。社会经济地位的量化则通过多重剥夺指数(IMD)——一个基于英国官方数据的区域级剥夺指标，涵盖收入、就业、教育、健康等七个维度。此外，研究还纳入了照顾者教育水平、学校类型、兄弟姐妹数量和语言流畅性等控制变量。数据分析采用多重插补法处理缺失数据，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3.1. 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和语言流畅性后，聚合性思维得分与发散性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原创性、精细度或综合DT得分均无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与近期成人研究结果形成对比，而与有限的发育研究一致。年龄对任何发散性思维得分均无预测作用，综合发散性思维与年龄在聚合性思维上也无交互作用。然而，年龄是聚合性思维的积极预测因子，而语言流畅性则与所有创造力测量指标均呈正相关。

3.2. 发散性思维各组成部分的关联性

简单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流畅性、灵活性、原创性和精细度彼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其中流畅性与原创性的相关性最强(r_s = 0.96)，原创性与灵活性的相关性最弱(r_s = 0.79)。这一发现验证了发散性思维内部结构的一致性。

3.3. 环境变量与儿童创造力的关系

在环境因素方面，研究发现照顾者教育水平与发散性思维原创性呈负相关趋势（p = 0.059），表明照顾者教育水平较低的儿童倾向于在AUT上产生更独特的想法。兄弟姐妹数量与儿童的发散性思维流畅性和综合得分呈负相关，表明兄弟姐妹较少的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发散性思维。然而，IMD十分位数和学校类型与任何创造力测量均无显著关联，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创造力的假设。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分析了这些发现的深层含义。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创造力的关系，零结果挑战了将创造力主要定位于资源丰富环境的模型，同时也未能支持逆境增强创造力的隐藏天赋理论。研究者提出多种解释：创造力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内在动机、人格和气质因素而非环境输入；非结构化时间、无聊和同伴游戏——在低收入环境中可能更常见——也能促进想象力和灵活思维；国家教育政策可能作为均衡力量，最小化SES对创造力基线测量的影响。

关于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的关系，研究者认为可能反映了童年时期这两种认知过程沿着不同、异步的轨迹发展。聚合性思维涉及应用获得的知识来识别最佳解决方案，可能随着儿童越来越多地接触正规学校教育、结构化问题解决和语言指导而逐渐加强。相比之下，发散性思维可能通过游戏、讲故事和鼓励生成性思维想象活动得到支持。

语言流畅性作为最一致的预测因子，研究者认为其在创造力任务中可能支持检索和组合多个词汇语义项目的能力，增强流畅性（想法数量）、灵活性（类别多样性）和精细度（描述想法的细节）。在聚合性思维任务中，语言流畅性可能促进在语义网络中搜索，以识别看似无关词汇三联体之间的关联链接。

家庭环境中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被解释为可能反映了较小家庭中的儿童受益于更频繁、更精细的亲子对话以及更多独立游戏时间，这些因素与语言流畅性和想法生成有关。而兄弟姐妹数量与聚合性思维无关表明家庭规模可能不会同等地影响所有形式的创造力。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创造性思维的认知基础可能对环境不平等具有韧性，创造力可能不是富裕的产物，而是探索、实验和表达思想机会的功能——无论这些机会如何获得。这一观点对教育和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培养创造力的干预措施应该具有普遍包容性，认识到创造性潜力分布在社会所有阶层中。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更丰富的SES多层级测量、扩展创造力评估范围、纵向追踪创造力发展以及考察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创造力发展。

该研究通过严谨的方法设计和全面的变量控制，为理解儿童创造力的发展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挑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强调了语言能力在创造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