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前后中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重复横断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Acta Oecologica》:Internet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older Chinese: Evidence from repeated cross-sections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CGSS 201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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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5日
来源:Acta Oecologic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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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中国老龄化与数字化交汇背景,探讨了新冠疫情前后(2017-2023年)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幸福感(SWB)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CGSS四期重复横断面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与SWB呈正相关,且疫情期间关联增强,社会参与度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为数字包容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促进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普及,互联网如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线下社交活动受限,互联网成为老年人维持社会联系、获取信息和服务的重要渠道。然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SWB的影响存在争议:一方面,互联网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维持社会纽带、扩展服务接入等途径提升幸福感(即“刺激/补偿”视角);另一方面,数字鸿沟、信息过载及网络负面内容也可能削弱其积极影响(即“替代/压力”视角)。此外,疫情前后这一关系的动态变化及其内在机制尚不明确。为系统揭示这一问题,秦梦怡和李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2018、2021和2023年四期重复横断面数据,开展了针对中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SWB关系的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Acta Oecologica》。
本研究主要依托CGSS数据库,采用重复横断面设计,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IV)法及中介效应分析等统计方法,检验了互联网使用与SWB的关联及其在疫情前后的动态变化。
基线分析表明,在控制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健康状况、社会资本等混杂因素,并加入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SWB呈显著正相关(β=0.12,p<0.001)。这一结果在将SWB转换为标准化得分或使用有序概率模型后仍保持稳健。
通过引入互联网使用与调查年份的交互项,研究发现相较于2017-2018年(疫情前),2021年(疫情期间)互联网使用对SWB的正面影响进一步增强(交互项系数+0.05),而2023年(疫情后)虽略有回落,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这表明在线下活动受限时期,互联网的补偿作用更为突出。
互联网使用的效益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年轻老年人(60-69岁)、农村居民、低教育水平者及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从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大。这一结果与“数字鸿沟”理论一致,即资源受限群体通过互联网获取替代性支持的边际收益更高。
中介分析显示,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SWB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该路径在2021年显著增强。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社会参与度(如社区活动、志愿服务等)间接促进了SWB,中介效应占比约30%。
为缓解选择性偏误,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以省级数字基础设施为工具变量)进行验证,结果均支持基础结论的可靠性。Oster δ边界分析进一步表明,未观测变量需达到与已控变量同等的选择强度才能否定主要发现。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老年人SWB具有积极影响,且这一关系在疫情期间强化、疫情后部分延续;社会参与是重要的中介机制。研究从实证角度支持了“刺激/补偿”理论,并强调了数字技术在公共危机中的社会价值。
在实践层面,研究成果为制定针对性的数字包容政策提供了依据:首先,应重点保障农村、低教育水平及健康弱势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和技能培训;其次,优化互联网服务的功能设计(如通信、信息获取、公共服务),强化其社会参与促进功能;最后,将数字支持嵌入社区养老和健康服务体系,以实现互联网效益的最大化。未来研究可借助纵向数据或实验设计,进一步揭示互联网使用与SWB的因果关系及具体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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