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创新路径：多尺度可持续性话语分析

《Climate Change Ecology》：RIGHTS OF NATURE AS A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RISIS AND DISCOURSES ON SUSTAINABILITY

　　本文聚焦气候危机背景下自然权利理论的兴起与实践，探讨了从全球到地方不同尺度中可持续性话语如何支撑自然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承认。研究通过多尺度分析揭示，自然权利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结构性成因提供了新范式，但各尺度对可持续性的理解存在差异。作者以哥伦比亚阿特拉托河和亚马逊雨林为例，论证了基于地域语境和社区经验的生物文化权利（biocultural rights）对实现自然权利的关键作用，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逻辑的主导，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危机和生态环境挑战。城市扩张、资源过度消耗以及污染问题不仅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更深刻影响着生物多样性、气候稳定和人类福祉。尽管国际社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并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框架试图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但现实表明，这些努力在遏制环境恶化方面仍显不足。气候变化作为三重行星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中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其影响已渗透到水资源安全、粮食供应、公共卫生乃至经济体系等各个层面。在这一背景下，一种颠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范式的新理念——自然权利（Rights of Nature）逐渐兴起，试图通过赋予自然本身法律主体地位，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为深入探讨自然权利理论如何回应气候危机，以及不同尺度下可持续性话语的演变与实践，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跨尺度的比较研究。该研究系统分析了联合国“与自然和谐”计划（Harmony with Nature）2009-2024年间的决议和报告、30个国家176项法律文书，并聚焦哥伦比亚阿特拉托河和亚马逊雨林两个典型案例，通过多尺度方法论（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和话语分析，揭示了自然权利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路径的潜力与挑战。研究发现，自然权利不仅是对环境危机的法律回应，更是一种试图超越西方理性二元思维、融合原住民智慧（如“美好生活”Sumak Kawsay理念）和生物文化权利的范式转变。论文发表于《Climate Change Ecology》，为理解可持续性话语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在方法学上，研究主要采用多尺度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文书、国家法律判决及地方实践案例；通过话语分析技术，识别不同尺度文本中可持续性概念的演变路径；并基于生态法学（Ecological Jurisprudence）理论，对比了哥伦比亚阿特拉托河与亚马逊雨林案件中生物文化权利（biocultural rights）应用的差异效应。

1. 理论参考文献：理解自然权利作为气候变化的替代方案

研究指出，传统基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无法应对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挑战。Hardin的“公地悲剧”理论揭示了资源私有化导致的生态损失，而Ostrom的公共资源管理研究则表明，通过清晰的边界界定、社区参与和制度安排，可以实现可持续治理。自然权利理论正是在这一脉络下，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出发，批判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环境保护范式，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在拉丁美洲，这一趋势还与去殖民化运动相结合，吸收了如厄瓜多尔“美好生活”（Sumak Kawsay）、玻利维亚“大地母亲”（Pacha Mama）等原住民哲学，形成了独特的生物文化权利框架，将生态系统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相联结。

2. 不同尺度关于可持续性的话语

在全球尺度，联合国“与自然和谐”计划通过系列决议（如A/RES/76/300/2022）逐步将自然权利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需超越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发展指标，转向地球中心（Earth-centred）范式。分析显示，2009-2024年间，可持续性话语从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的平衡，演变为呼吁重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甚至质疑无限增长模式的合理性。在国家尺度，自然权利的承认常以可持续性为论证依据，但不同国家存在分歧：例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将自然权利宪法化，而巴西圣保罗等地方法规则批判传统可持续性概念的局限性。在地方尺度，哥伦比亚阿特拉托河案件中，法院通过引入生物文化权利，将河流保护与当地黑人和原住民社区的生存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语言转化为行动”的典型案例；相比之下，亚马逊雨林案件因缺乏社区参与，其判决难以落地，凸显了地域语境对自然权利实施的决定性影响。

3. 特定地域背景下可持续性话语对推进自然权利的重要性

研究强调，自然权利并非统一全球运动，而是高度依赖地域政治文化背景的实践。多尺度分析表明，抽象概念如“自然”“可持续性”需在具体时空网络中解读其政治意涵。在阿特拉托河案例中，生物文化权利成为连接可持续性目标与社区实践的桥梁，通过尊重原住民知识、强化环境治理和社区自治，实现了自然权利的本土化；而亚马逊案例则因忽视地域文化逻辑，陷入“军事化保护”与社区对立的困境。这一对比揭示，自然权利的成功实施需超越城市-乡村二元对立，从生态区域（ecoregion）尺度整合流动与互动，通过“再自然化”城市和人类行为，应对气候危机的系统性挑战。

4. 建议与行动

基于研究结论，作者提出四类行动建议：其一，借鉴Ostrom的制度设计原则，根据地域特点制定环境规则，识别社区对生态系统的非正式管理实践；其二，通过法律创新（如生物文化权利）将地方可持续实践纳入正式制度，并配套资金与行政协调机制；其三，建立自然实体的法律代表制度，确保其权利可诉；其四，设立环境冲突解决机制，调和不同群体对资源使用的矛盾。这些措施旨在将自然权利从理论转化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有效工具，同时保障社会公平与生态完整性。

综上所述，自然权利理论通过多尺度话语实践，为气候治理提供了超越传统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创新路径。研究揭示了全球共识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张力，强调生物文化权利等地域化框架对实现自然权利的关键作用。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生态法学理论，更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兼顾生态保护与社会正义的实施指南，对全球应对气候危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