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洞察干预如何最大化新CAP绿色架构的环境效益——基于四国农民的实验研究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Behaviourally informed interventions to maximize environmental delivery under the new CAP green architecture

　　本研究针对2023-2027年共同农业政策(CAP)绿色架构下自愿措施参与度不足的风险，通过预注册在线实验测试了七种行为洞察干预(BII)对农民决策的影响。实验覆盖德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的1,745名农民，发现单纯BII未能提升生态计划(ECS)参与度，但将社会规范与支付框架调整结合时，对农业环境与气候措施(AECM)采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该研究为行为经济学在农业环境政策中的应用提供了跨国家实证依据。

　　

在欧洲农业政策变革的背景下，2023-2027年共同农业政策(CAP)引入的新绿色架构将自愿环境措施的预算比例提升至直接支付预算的25%，这意味着农民需要实施更多环保实践才能维持原有支持水平。然而现实困境在于，当强制性要求提高时，农民往往会减少自愿环境贡献，加之农业社区对新政策实施初期的强烈不满，政策效果面临"回火风险"。如何通过非货币干预提升农民对生态计划(ECS)和农业环境与气候措施(AECM)的参与度，成为政策设计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Jesus Barreiro-Hurle与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的Jens Rommel开展了一项创新研究。他们设计了一个覆盖四国（德国、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1,745名农民的预注册在线实验，系统测试了七种行为洞察干预(BII)的有效性。这项发表于《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的研究，首次在CAP政策背景下对多种行为干预进行跨国家比较，为行为经济学在农业环境政策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超情境化实验设计，将各国CAP战略计划中的真实措施与农户个体特征相结合；2）实验室现场实验(lab-in-the-field experiment)方法，通过随机分配八种干预条件进行组间设计；3）使用理解检查题确保参与者充分掌握政策信息；4）通过炸弹风险 elicitation 任务测量风险偏好；5）采用配额抽样确保样本在地区和农场规模上的代表性。

实验设计与干预措施

研究团队设计了四种核心行为干预：将采纳描述聚焦效益的"获益框架"、将不采纳描述聚焦损失的"损失框架"、将支付描述为环境服务"奖励框架"，以及提供同伴参与信息的"社会规范干预"。这些干预基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身份认同和社会比较理论构建，通过3（框架类型）×2（社会规范）因子设计产生八种实验条件。

实验流程中，农民需先后对ECS和AECM的参与意愿做出声明。为确保生态效度，措施描述直接来自各国CAP战略计划，并针对参与者农场特征进行个性化调整。例如，在罗马尼亚，根据农场草地和饲料作物比例动态调整非生产性要素的土地预留要求；在西班牙，根据农场地理位置和灌溉条件确定支付水平。

主要研究发现

结果显示，行为干预整体效果有限但存在重要差异。对于生态计划(ECS)，单一干预或组合干预均未显著提升参与意愿。然而对于农业环境与气候措施(AECM)，三种干预展现出显著效果：强调不采纳成本的损失框架（单独或与社会规范结合），以及奖励框架与社会规范的组合。这一差异可能源于AECM的基准参与率较低（24.6%），为干预效果提供了更大空间，而ECS的高基准参与率（70%）可能导致"天花板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规范干预本身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其与框架干预的组合显示出协同潜力。在德国样本中（基准参与率较低），支付奖励框架和"成本框架+社会规范"组合对ECS参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基准水平对干预效果的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自我报告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参与环境措施，而通过激励相容方法测量的风险偏好则无此关联。经济因素方面，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较低、CAP支付占农业收入比例较低的农场表现出更高参与度。这些发现提示政策设计需考虑农场经济结构的差异性。

跨国比较揭示出显著的国家间差异：瑞典控制组的ECS参与意愿达100%，而德国样本对行为干预的反应最为敏感。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各国CAP实施策略、环境态度或文化因素的不同，但也可能与实验实施的细微差别相关，体现了跨国家行为研究的复杂性。

政策启示与讨论

本研究对农业环境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启示。首先，行为干预虽效果有限但无"回火风险"，可安全用作政策工具。其次，干预效果在低参与情境下更为明显，提示BII更适合针对未参与群体进行精准干预。最后，社会规范需与恰当的框架结合才能发挥效果，单纯提供同伴信息可能不足。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结果与大多数农民行为研究一致，即信息类干预效果普遍有限。这呼应了Mertens等(2022)的元分析结论：行为干预在学术研究中效果适中，但在大规模实践中效应值趋近于零。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的微小效应在政策层面仍可能具有成本效益，特别是当干预成本较低且应用规模较大时。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统计功效仅能检测中等到较大效应，可能低估微小效应；实验在农民实际申报CAP支付后实施，可能引发锚定效应；干预措施的显著性未受严格控制。未来研究可探索改变决策结构（如默认选项）或提供决策辅助（如承诺机制）等更强干预，同时加强跨学科合作，推动行为洞察与农业政策的深度融合。

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CAP绿色架构的实施提供了行为科学证据，更开创了跨国家农业行为实验的先河。随着欧盟农业政策向更高环境目标迈进，如何将行为洞察与传统政策工具有机结合，将成为提升政策效能的关键。该研究为这一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尊重农民自主决策的前提下，通过精心设计的行为干预助力农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