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确权如何激发农户节水行为？——来自宁夏的政策实验证据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How does the certification of water rights bring water-saving behaviors to farmers?

　　本研究聚焦发展中国家农业水资源短缺问题，以中国宁夏水权确权政策为自然实验，采用DID（双重差分法）、PSM-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水权确权对农户节水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确权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与节水技术采纳，提升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且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该研究为完善水资源市场机制、制定差异化农业节水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实证依据。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的命脉。然而，在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正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其人均水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和浪费现象并存，对国家水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面对这一挑战，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被视为一条潜在的解决路径，而明晰水权则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基石。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在没有发生实际水权交易的情况下，仅仅是进行水权的确认和颁证（即水权确权），能否有效引导农户采取节水行为？这一政策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农户群体中又会有怎样的差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项聚焦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权确权政策的研究展开了深入探索。这项研究旨在从微观农户层面，揭示水权确权政策对农户节水行为的影响机制，其成果发表于农林科学领域的知名期刊《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研究人员为了精准评估水权确权政策的净效应，精心设计了一项准自然实验。他们选取了宁夏内部两个具有鲜明政策对比的县区：实施了水权确权的中宁县（实验组）和既未确权也未实际使用黄河水配额的原州区（控制组）。通过随机抽样和入户访谈，研究团队获取了254个农户在政策实施前后（2017年和2021年）的两期面板数据。在分析方法上，团队主要运用了计量经济学中的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来识别政策因果效应，并采用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D (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对于农户是否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这一二元选择问题，则使用了二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此外，研究还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异质性分析，深入探讨了政策作用的内在机理和群体差异。

政策概述与理论分析

研究首先对宁夏水权确权政策进行了梳理。该政策始于2016年，至2018年完成，核心步骤包括农业用水调查、各级渠系水利用系数评估、灌溉定额核定以及最终向用水户颁发水权证书，并配套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理论上，研究构建了一个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分析水权确权如何通过影响用水成本感知和产权安全性，进而影响农户在种植结构（选择低耗水作物）和灌溉技术（投资节水设施）方面的选择。模型推导出两个核心研究假设：H₁，水权确权会促使农户增加节水作物种植比例；H₂，水权确权会激励农户投资建设节水设施。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基于2022年在宁夏黄河灌区开展的农户调查数据。中宁县和原州区地理邻近、农业环境相似，但水权政策实施情况迥异：中宁县完成了确权但期间无水权交易，原州区则未进行确权。这种差异为使用DID方法提供了理想条件。研究共获得254份有效问卷（两组各127份），构成了508个有效样本的两期面板数据集。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研究的因变量包括“节水作物比例”（连续变量）和“灌溉技术”（二元变量，0代表漫灌，1代表喷灌/滴灌或其扩建）。关键自变量是政策虚拟变量（实验组vs控制组，政策后vs政策前）的交互项。控制变量涵盖了农场规模、土地特征、家庭收入、劳动力状况、是否受过技能培训、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多个方面。描述性统计显示，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中宁县）的节水作物比例从0.592大幅上升至0.930，而控制组（原州区）则从0.889略降至0.847；灌溉技术方面，两组在政策前均为0，政策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达到0.173和0.244。

水权确权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设H₁。DID模型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政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水权确权政策确实导致了实验组农户显著提高了节水作物的种植比例。PSM-DID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测试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小规模农户、种植收入占比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调整种植结构，而大规模农户的调整意愿相对较弱。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也对政策响应有正向影响。

水权确权对农户节水设施投资的影响

对于假设H₂，回归结果同样提供了支持。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交互项对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水权确权政策激励了农户投资于节水基础设施。其他因素如农场规模（规模经济）、土地集中度（降低单位成本）对投资有正向影响，而土地剩余承包期较短（产权不稳定）则不利于投资。PSM-DID和安慰剂测试再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揭示，大规模农户、土地集中度高的农户投资节水设施的意愿更强，而小规模、土地细碎的农户则反应较弱。

讨论

研究结论部分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明确的水权确权本身即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提升农户的产权安全感和用水成本意识，自发地引导其采取节水行为，从而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其次，农户响应的异质性提示政策制定需要“因户施策”：对于小农户和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应通过金融补贴、技术培训等措施鼓励其调整作物结构；对于大规模经营者，则可引导其投资节水设施，并辅以土地整治政策降低投资成本。此外，发挥村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和加强政策宣传也至关重要。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微观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宁夏的案例中，水权确权政策即便在缺乏活跃水权市场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地对农户的节水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节水作物种植和激励节水技术投资，且这种影响因农户特征而异。该研究不仅为水权改革初期阶段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重要证据，强调了产权明晰的基础性作用，也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约束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节水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