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互动时代下的癌症支持服务差异研究:基于社区癌症支持组织的实证分析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Cancer support in the era of virtual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a community-based cancer support organization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15日 来源: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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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聚焦虚拟医疗背景下癌症支持服务的参与差异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社区癌症支持组织(TGP)在面对面(IP)、虚拟(V)和混合(H)三种服务模式下的2974名参与者数据,发现服务转向虚拟平台后参与者显著年轻化,且强调人际互动的支持/运动/艺术类项目参与度下降,而教育类项目参与度上升。该研究揭示了虚拟服务模式可能加剧支持服务获取不平等,为优化癌症支持服务提供提供了重要证据。

  
随着癌症治疗模式的不断发展,支持性疗法(包括运动、艺术、身心实践和支持小组等)已被证实能够显著改善癌症患者的疲劳、淋巴水肿、焦虑抑郁等症状。然而,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推动下,医疗服务加速向虚拟平台转型的背景下,癌症支持服务的实际参与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人群在虚拟和混合服务模式下的参与模式变化,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传统研究多聚焦于临床环境中的支持服务,而对社区基础癌症支持组织在服务模式转变过程中的真实参与情况了解有限。美国克利夫兰地区的社区非营利组织The Gathering Place(TGP)作为服务超过47000人的重要支持机构,其从全线下(in-person, IP)到全虚拟(virtual, V)再到混合(hybrid, H)服务模式的演变,为探究这一议题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实验场景。
为系统揭示虚拟互动时代癌症支持服务的参与差异,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观察研究。研究人员从TGP内部数据库中提取了三个关键6个月时间段(分别代表IP、V和H服务模式)的脱敏数据,共涵盖2974名癌症患者和1339名照护者(caregiver)。通过威尔科克森检验(Wilcoxon test)和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等统计方法,比较了不同服务模式下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癌症诊断类型及项目参与度的变化。
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利用社区癌症支持组织(TGP)的回顾性参与数据,建立包含IP(2019年1-6月)、V(2021年1-6月)、H(2022年1-6月)三个时期的观察队列;通过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邮政编码数据估算家庭收入中位数;采用SAS 9.4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使用威尔科克森检验,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
参与者人口学特征
对最具代表性的2022年混合服务期数据分析显示,1029名癌症患者参与者中位年龄为62岁,女性(84.6%)、白人(76.2%)和高家庭收入(中位数69,965美元)群体占主导。乳腺癌诊断(33.6%)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癌种,远超当地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照护者群体(343名)呈现出类似的人口学特征,中位年龄54岁,同样以女性(77%)和白人(80.2%)为主,且三分之一为经历丧亲之痛的哀伤辅导参与者。
基于服务平台的人口学变化
随着服务模式从IP向V和H转变,参与者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癌症患者中位年龄从IP期的77.5岁下降至V和H期的62岁(p<0.0001),照护者中位年龄也从58岁(IP)降至47岁(V),H期回升至54岁(p<0.0001)。癌症类型分布也发生显著改变,乳腺癌诊断比例随服务模式演变而下降,而未知诊断类型的比例从IP期的1.5%升至H期的29.3%。性别、种族和家庭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在不同服务模式下保持稳定。
基于服务平台的项目参与情况
服务模式的转变显著影响了各类支持项目的参与度。从IP到H期,癌症患者参与支持项目(27.8% vs 22.3%)、运动项目(18.7% vs 12.7%)和艺术/身心项目(10.6% vs 4.9%)的比例显著下降(p<0.0001),而教育项目参与度从19.5%上升至37.2%(p<0.0001)。照护者群体呈现出类似趋势。此外,每位参与者平均参与会议数显著减少,癌症患者从IP期的4.21次降至H期的2.04次(p<0.0001),照护者从2.67次降至1.53次(p<0.0001)。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社区癌症支持服务参与中存在的人口学差异,表明白人女性、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群体和乳腺癌患者的参与度更高,这与先前研究一致。虚拟服务模式的引入虽然扩大了服务可及性,但可能加剧了年龄相关差异,年轻群体更倾向于使用虚拟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人际互动和团队凝聚力的支持性项目(如支持小组、运动课程)在虚拟环境下参与度下降,而信息传递为主的教育性项目参与度上升,提示不同服务内容对互动模式的依赖性存在差异。
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随着医疗服务日益虚拟化,支持性肿瘤学(supportive oncology)领域需警惕虚拟平台可能无法完全替代线下互动带来的社会联结效益。对于依赖人际互动的情感支持类项目,单纯的虚拟化可能削弱其核心疗效机制。因此,未来癌症支持服务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针对男性、老年、少数族裔等参与不足群体开发定制化策略,同时在虚拟化进程中注重维护项目的互动质量,避免进一步加剧健康差异(disparities)。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包括回顾性设计的因果推断限制、数据报告不一致以及项目可获得性变化可能带来的混淆。然而,作为首批系统分析社区癌症支持组织在服务模式转变中参与差异的研究之一,它为优化后疫情时代的癌症支持服务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强调在推进医疗虚拟化的同时,必须重视线下互动在构建支持性社区中的不可替代价值。
该研究发表于《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期刊,由Carley L. Mitchell等研究者完成,为理解虚拟互动时代的癌症支持服务提供了关键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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