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HIV感染孕产妇抑郁症状的心理机制：内化污名在经历与预期污名中的中介作用

《BMC Public Health》：Experienced and anticipated HIV-related stigma and depression among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living with HIV in the Greater Accra Region of Ghana: the role of internalized HIV stigma

　　本研究针对加纳大阿克拉地区HIV感染孕产妇面临的心理健康挑战，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经历污名、预期污名与抑郁症状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内化污名是连接外部污名与抑郁症状的关键中介因子（间接效应B=0.31-0.32，95%CI不包含0），提示针对内化污名的干预可成为改善孕产妇心理健康的新靶点。成果为资源有限地区整合心理支持与HIV护理提供实证依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毒（HIV）感染孕产妇犹如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双轨隧道——既要应对妊娠期的生理变化，又需直面社会赋予的污名烙印。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普及显著改善了生理指标，但无形的心理压力仍如影随形。加纳的孕产妇HIV感染者尤其面临结构性困境：医疗资源短缺、经济拮据（近半数月收入低于500加纳塞地）、社会支持薄弱（仅23.7%伴侣同为HIV阳性）交织成一张复杂的压力网。更严峻的是，HIV相关污名通过多种维度侵蚀着她们的心理健康——从实际遭遇的歧视（经历污名），到时刻担忧被排斥的恐惧（预期污名），直至将负面社会评价转化为自我攻击（内化污名）。这种"污名内化"是否会成为压垮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Sorkpor团队在《BMC Public Health》发表的研究，首次在加纳语境下揭开了这一黑箱的运作机制。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2年3-5月在大阿克拉地区11所公立医疗机构招募176名孕产期HIV感染者。通过经过验证的量表工具：HIV污名机制量表（HIV-SMS）评估经历污名（9项）和预期污名（9项），使用艾滋病内化污名量表（ISAT）测量自我污名，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1项简版评估抑郁严重程度。借助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计算置信区间，同时控制年龄变量以提升结果可靠性。

描述性统计结果

研究样本平均年龄31.91±5.12岁，抑郁评分达17.41±3.56分（范围11-25），显著高于普通孕产妇群体。污名测量显示：经历污名程度相对较低（均值1.81±1.25），但预期污名（均值2.75±0.96）与内化污名（均值2.61±0.91）均处于中高水平，提示孕产妇更易受心理预期性污名困扰。

经历污名的中介路径

模型显示经历污名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0.20，p=0.360），但通过内化污名的间接效应显著（B=0.31，95%CI[0.151,0.520]）。具体路径分析表明，每增加1单位经历污名，内化污名上升0.23单位（β=0.31，p<0.001），而内化污名每增加1单位导致抑郁评分升高1.39分（β=0.36，p<0.001）。

预期污名的心理传导

类似地，预期污名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未达显著水平（B=0.47，p=0.103），但通过内化污名的间接路径显著（B=0.32，95%CI[0.122,0.557]）。预期污名每增加1单位，内化污名上升0.24单位（β=0.25，p=0.001），进而通过内化污名对抑郁产生连锁效应。

该研究通过双中介模型证实，内化污名是连接外部污名与抑郁症状的核心心理机制。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直接歧视经历并非抑郁的必要条件，而对污名的心理预期与自我内化才是更致命的"沉默杀手"。在加纳的文化语境下，孕产妇对家庭排斥、医疗人员区别对待的恐惧，往往比实际遭遇更具破坏性。研究结果与南非学者Ramlagan的纵向发现形成跨地域呼应，共同指向内化污名干预的紧迫性。

尽管存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时序、便利抽样限制外推性等局限，但研究创新性地揭示资源有限地区孕产妇心理健康的可干预靶点。作者建议将污名筛查与心理支持嵌入产前保健体系，例如通过同伴支持小组打破孤立状态，培训医护人员减少歧视性言行，并开发针对自我污名的认知行为疗法。这些措施不仅关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的实现，更对阻断HIV代际传播、改善母婴结局具有涟漪效应。当社会能够正视污名的心理传导机制，孕产妇HIV感染者的康复之路才能真正从"生存"迈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