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线下与线上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化中介作用：基于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学生的横断面研究

《BMC Psychology》：Unraveling the influence of offline and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uicidal ideation: a cross-sectional and gender-based examination among Chinese students amid the COVID-19 crisis

　　本研究针对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学生自杀风险上升的公共卫生问题，探讨了负性生活事件(NLEs)通过线下与线上社会支持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机制及性别差异。通过分层抽样对1,800名初高中及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偏差校正Bootstrap法分析发现：线下社会支持在NLEs与自杀意念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男性：惩罚、适应应激；女性：学习压力、丧失、人际关系、适应应激），而线上社会支持无显著中介效应。多群组SEM证实中介结构具有性别不变性(△χ2=3.29, p=0.17)。结果强调性别特异性线下支持干预在危机中的关键价值，为制定自杀预防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自杀是导致残疾或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约占总死亡率的1.4%。新冠（COVID-19）大流行放大了负性生活事件（Negative Life Events, NLEs）——如学业压力、家庭冲突或亲友离世——对年轻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提升了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的风险。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严峻：自杀是14-28岁中国人群的首要死因，初高中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高达13.2%-28.0%，大学生群体也达到12.9%-21.5%。然而，与西方研究相比，NLEs导致自杀意念的内在机制（尤其是社会支持等保护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仍未被充分探讨。

理论上，自杀行为的形成遵循压力过程模型（Stress Process Model）提出的渐进过程：NLEs并非直接引发自杀意念，而是通过中介机制间接作用。其中，社会支持（包括线下与线上两种形式）被认为是关键的保护因子。线下支持（如家庭互动、同伴交流）可通过情感认同和实际帮助减轻NLEs的心理压力，从而降低自杀风险；线上支持（如虚拟社区）虽在疫情期间因线下互动受限而使用增加，但其能否替代实体网络发挥中介作用尚不明确。此外，性别因素可能进一步塑造不同的压力传导路径：男性学生往往面临更多惩罚性事件与适应挑战，而女性学生对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冲突等更为敏感。

为厘清上述机制，Xin等人在《BMC Psychology》发表研究，旨在检验线下与线上社会支持是否在NLEs与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并重点分析性别差异。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法，于2022年6月（新冠疫情暴发后）对来自中国西北地区3所初高中和2所大学的1,800名学生（男性886人，女性914人；平均年龄17.2岁）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杀意念量表（SSI）及修订版社会支持量表（含线下与线上两个维度）收集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结合偏差校正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检验中介效应，并采用多群组SEM分析性别不变性。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使用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修订的5维ASLEC量表（剔除“其他”维度，保留人际关系、学习压力、惩罚、丧失、适应应激）评估NLEs；2）采用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中国修订版测量线下社会支持，Liang氏23项量表评估线上社会支持；3）通过Beck自杀意念量表（SSI）量化自杀意念强度；4）利用SEM与Bootstrap法直接估计间接效应（ab路径），避免传统逐步回归的统计局限。

研究结果

相关性分析

NLEs各维度与自杀意念均呈显著正相关（男性惩罚r=0.371，适应r=0.342；女性学习压力r=0.312，人际关系r=0.336）。线下社会支持与NLEs及自杀意念负相关（男性r=-0.232；女性r=-0.201），而线上支持与NLEs仅微弱正相关（男性r=0.121*），与自杀意念无显著关联。

线下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显著的性别差异化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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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线下支持部分中介惩罚（间接效应=-0.007, 95% CI[-0.012,-0.003]）与适应应激（间接效应=0.009, 95% CI[0.004,0.015]）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分别解释总效应的35%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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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线下支持中介学习压力（间接效应=0.008, 95% CI[0.003,0.013]）、丧失（间接效应=0.013, 95% CI[0.006,0.021]）、人际关系（间接效应=0.024, 95% CI[0.015,0.034]）及适应应激（间接效应=0.015, 95% CI[0.008,0.023]），解释率7.5%-16.8%。
  多群组SEM证实中介结构跨性别不变（△χ2=3.29, p=0.17），表明线下支持的媒介角色具有普适性，但作用的具体NLEs类型因性别而异。

线上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线上支持未在任何NLEs与自杀意念间呈现显著中介效应（男性惩罚间接效应=0.0002, 95% CI[-0.004,0.005]；女性学习压力间接效应=0.0001, 95% CI[-0.002,0.003]）。尽管男性在惩罚事件后轻微增加线上支持寻求（β=0.108*），但该支持未能转化为自杀意念的下降（线上支持→自杀意念路径β=-0.002, p>0.05）。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核心发现是：线下社会支持是NLEs影响自杀意念的关键中介，且路径存在性别特异性——男性以惩罚和适应应激为主，女性覆盖学习压力、人际冲突等更广维度；而线上支持在疫情期间未能发挥有效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压力过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强调线下支持通过传输NLEs的减压效应间接阻断自杀意念形成路径。线上支持的“失效”可归因于三方面：1）测量工具未涵盖危机特异性支持内容；2）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实体支持的偏好（47.2%学生首选线下支持）；3）线上互动的“去抑制效应”与低情感深度可能削弱其保护力。

实践意义在于提示干预政策需性别差异化定制：对男性应针对惩罚/适应应激设计导师制或同伴辅导；对女性需加强学业压力与人际关系相关的线下咨询。同时，线上支持不能替代实体网络在危机中的作用，但未来可探索融合线下深度的虚拟危机干预平台。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未控制心理咨询等混杂因素。后续需纵向追踪中介路径的时效性，并开发更精准的线上支持测量工具。总之，该研究为理解社会支持在青少年自杀风险中的机制提供了性别敏感的实证依据，尤其为公共卫生危机下的自杀预防策略指明了针对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