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接受过机构照护的人群的劳动力市场退出情况：基于出生队列的序列分析

《SSM - Population Health》：Labour market exits in a former out-of-home care population: A birth cohort-based sequence analysis

　　儿童逆境与劳动力市场退出路径：基于1953年瑞典出生队列的序列分析

　　在当代社会中，劳动市场退出的方式不仅反映了个体在健康和经济方面的过往劣势，也对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这项研究聚焦于瑞典1953年出生的队列数据，探讨了在55至68岁期间典型的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特别关注了那些在童年时期因家庭原因被安置在非家庭环境（即“非家庭照护”）中的个体。这些个体通常面临较高的童年逆境风险，因此，他们的劳动市场退出模式可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研究通过序列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不同群体在劳动市场退出路径上的异质性，并结合收入信息进一步刻画这些路径。同时，研究还考察了教育水平和性别作为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预测因素，以及它们在非家庭照护与退出路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 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多样性

在研究中，劳动市场退出路径被划分为“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两类。规范性退出通常指从就业状态过渡到退休状态的过程，这是大多数个体遵循的路径。而非规范性退出则包括因健康问题获得福利、长期失业或早期死亡等情形。规范性退出被定义为从就业到退休的过渡，通常在61岁或以上开始，是瑞典社会普遍接受的退出方式。然而，非规范性退出往往与较高的健康和经济劣势相关，反映了个体在职业生涯中可能经历的不稳定或中断。研究发现，在整个样本中，规范性退出占主导地位，而“健康相关福利”和“早期死亡”构成了主要的非规范性退出路径。在有非家庭照护经历的子样本中，非规范性退出的比例更高，且出现了四种不同的非规范性路径，包括健康相关福利（有收入）和（无收入）、失业以及早期死亡。这表明，童年逆境对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和深远。

### 非家庭照护与劳动市场退出的关系

非家庭照护经历被研究者视为童年逆境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类安置通常发生在家庭环境无法提供适当成长条件的情况下，例如父母的心理健康问题、药物滥用，或家庭内部的虐待和忽视。研究指出，非家庭照护经历与较差的健康和经济结果密切相关。在1953年出生的瑞典队列中，非家庭照护经历与较高的健康相关福利和早期死亡风险相关。尽管如此，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些不利影响。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少出现在健康相关福利和早期死亡的非规范性退出路径中，这表明教育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因素，有助于减少童年逆境对后期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负面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在非家庭照护群体中展现出更强的保护作用，尽管这一发现的置信区间较宽，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

### 性别差异与劳动市场退出

性别在劳动市场退出路径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发现，在整个样本中，女性更有可能出现在健康相关福利的非规范性路径中，而男性则更常出现在早期死亡的路径中。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有关，例如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可能面临更多的无薪照护责任，如育儿和照顾年长亲属，从而影响其职业发展。然而，在有非家庭照护经历的子样本中，这种性别差异被部分削弱，这可能意味着非家庭照护本身对性别差异的影响较大。尽管如此，女性在健康相关福利路径中的占比仍然较高，而男性则在早期死亡路径中更为突出。这表明，虽然非家庭照护可能对性别差异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性别本身仍对劳动市场退出路径有显著影响。

### 教育作为缓冲因素的作用

教育水平在劳动市场退出路径中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研究发现，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个体更少出现在非规范性退出路径中，尤其是健康相关福利和早期死亡路径。这可能是因为教育不仅提高了个体的经济地位，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教育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例如提高就业机会、增强自我效能感以及促进健康行为。然而，研究也指出，教育水平并不能完全抵消童年逆境带来的影响，表明在高风险群体中，教育的作用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如社会支持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 瑞典社会背景与劳动市场退出

瑞典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其社会结构和政策对劳动市场退出路径有重要影响。例如，瑞典的养老金制度允许个体在61岁或以上退休，但并没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这种灵活性可能使一些个体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提前退休，而另一些则可能选择继续工作。此外，瑞典的教育和福利体系为公民提供了较多的支持，如免费教育、低成本育儿服务和慷慨的育儿假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一些福利项目变得更加严格，可能导致某些群体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研究指出，尽管瑞典的贫困率较低，但相对贫困率有所上升，这可能与教育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关。

### 方法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多样性，研究采用了序列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序列分析能够保留个体间的异质性，避免将信息简化为过于刻板的分类。而聚类分析则有助于识别具有相似路径特征的群体。研究还使用了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非家庭照护、教育水平和性别对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影响。通过这些方法，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刻画不同群体的退出模式，并识别出潜在的缓冲因素。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非家庭照护作为童年逆境的指标，可能无法完全区分不同类型的安置及其背后的原因。其次，研究未能详细分析工作性质（如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对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影响，这可能影响对性别差异的解释。此外，研究中的分类较为粗略，未能捕捉到个体在劳动市场退出过程中更为细微的变化。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潜在的缓冲因素，如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干预和职业培训等，以更好地理解高风险群体在劳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适应机制。

### 结论与建议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揭示了童年逆境对劳动市场退出路径的深远影响。尽管非家庭照护经历增加了非规范性退出的风险，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个体能够遵循规范性退出路径，这表明存在一定的适应和韧性。教育水平在缓解这些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非唯一的保护因素。因此，社会政策应更加关注如何减少童年逆境对个体后期生活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高风险群体中。此外，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教育和其他社会支持在促进韧性方面的具体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干预来改善这些群体的晚年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