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模式变化对健康行为与肥胖的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瑞典实证研究

《BMC Public Health》：Impacts of changing work from home patterns on health behaviours and obesity: insights from the late COVID-19 pandemic

　　本研究探讨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模式变化与健康行为的关联。基于8195名瑞典职场人群数据，研究发现减少远程办公者缺乏身体活动风险显著增加(OR=1.17)，肥胖风险呈上升趋势(OR=1.08)，而问题性饮酒无显著关联。研究提示远程办公可能为健康行为促进提供新契机，为后疫情时代职场健康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当COVID-19大流行席卷全球，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封锁措施限制病毒传播之际，瑞典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防疫策略——不强制实施严格居家令，而是鼓励民众在可能的情况下远程办公。这种基于个人责任而非政府强制的独特应对方式，为研究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天然实验室。

疫情初期的大量研究表明，远程办公与身体活动减少、饮酒量增加和体重上升存在关联，但这些研究多在严格封锁背景下开展。随着疫情进入后期阶段，远程办公已从应急措施转变为职场新常态，其在相对自由环境下的健康影响却鲜有研究。瑞典的独特之处在于，整个疫情期间户外空间始终保持开放，室内运动设施仅有限制运营，这为探讨非强制环境下远程办公的健康效应创造了条件。

研究人员利用2022年瑞典纵向职业健康调查(SLOSH)数据，对8195名在职人员展开分析。他们特别关注了远程办公量从疫情前到疫情后期的变化情况，及其与三个关键健康指标的关系：身体活动不足、问题性饮酒和肥胖。研究采用逻辑回归模型，逐步控制年龄、性别、家庭因素和工作特征等多重变量，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方法上，研究团队依托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瑞典纵向职业健康调查(SLOSH)队列，该队列通过持续补充受访者保持对瑞典工作人群的代表性。主要评估指标包括：远程办公变化（通过单一问题评估疫情前后工作模式变化）、身体活动不足（基于单项目运动频率问题）、问题性饮酒（采用修改版CAGE问卷）和肥胖（基于自报身高体重计算BMI）。统计分析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依次调整人口学、家庭相关因素（婚姻状况、12岁以下子女、职业地位）和工作相关因素（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冲突）。

研究结果

身体活动不足与远程办公变化的关联

研究发现，与远程办公量保持不变的人群相比，减少远程办公者出现身体活动不足的风险显著增加。在完全调整模型中，减少远程办公者的身体活动不足风险比保持不变者高出17%(OR=1.17, 95% CI: 1.00-1.37)。这一关联在加入家庭相关因素后变得显著，说明家庭环境在远程办公与身体活动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增加远程办公者虽然也显示出较高的身体活动不足风险(OR=1.11)，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问题性饮酒与远程办公变化的关系

与身体活动结果不同，远程办公变化与问题性饮酒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无论是减少还是增加远程办公，其问题性饮酒风险与保持不变组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减少组OR=1.05，增加组OR=0.97）。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瑞典相对宽松的防疫环境，其中学校保持开放、户外活动不受限制，减轻了疫情期间常见的心理压力因素。

肥胖风险的潜在趋势

虽然肥胖与远程办公变化的关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研究观察到有意义的风险趋势。减少远程办公者的肥胖风险比保持不变者高出8%(OR=1.08, 95% CI: 0.94-1.24)。敏感性分析将BMI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时，发现减少远程办公者的平均BMI显著高于保持不变组(β=0.40, 95% CI: 0.16-0.65)，这增强了肥胖风险趋势的可信度。

效应修饰因素分析

研究还检验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情况、职业地位、工作压力等因素是否修饰远程办公与健康结局的关系，但未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这表明远程办公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人群中相对一致。

讨论与结论

这项在瑞典独特防疫背景下开展的研究得出了与早期疫情研究不同的发现。与多数报告远程办公导致身体活动减少的研究相反，本研究发现减少远程办公反而与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相关。这一差异可能源于瑞典保持户外活动机会的防疫策略，以及人们在疫情后期对健康意识的提升。

研究人员提出几种解释：首先，疫情期间人们可能更加重视健康，远程办公节省的通勤时间被有意用于体育锻炼；其次，瑞典国家公共卫生调查显示，2022年68%的瑞典人口达到了每周至少150分钟运动量，表明整体活跃水平较高；再者，有研究报道瑞典人在疫情期间增加了绿地访问频率，特别是居家时间增多者。

关于问题性饮酒缺乏显著关联的结果，可能与瑞典相对宽松的防疫措施有关。学校保持开放减轻了家长的压力，而运动设施有限开放提供了替代酒精的休闲方式。这与早期研究发现远程办公仅在不情愿远程办公者中与饮酒增加相关的结果相呼应。

研究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且在限制措施基本解除的后疫情时期开展，反映了相对常态环境下远程办公的健康效应。多变量调整增强了结果的可靠性，而敏感性分析支持了主要发现。

然而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数据收集于春夏季节，可能高估全年活动水平；身体活动单项目测量可能不够精确；问题性饮酒的CAGE筛查工具不量化饮酒量；缺乏疫情前健康行为数据，难以完全排除健康选择偏倚；样本中高职业地位者比例过高，可能限制结果普适性。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后疫情时代的职场健康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结果表明，维持一定的远程办公可能有助于促进健康行为，特别是在身体活动方面。组织在制定灵活工作政策时，可考虑将健康促进纳入远程办公支持体系，如提供在线运动课程、倡导工间活动等。

随着远程办公成为职场永久特征，理解其长期健康影响变得愈发重要。未来研究需要采用前瞻性设计，包含客观测量指标，并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这项瑞典研究为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基准数据，提示我们远程办公在适当支持下可能成为促进员工健康的有效途径，而非疫情期间所担忧的健康风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