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抑郁、饮食行为以及不合理的饮食观念作为洪都拉斯成年人2型糖尿病风险的预测因素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Anxiety, depression, eating behaviors, and irrational food beliefs as predictors of type 2 diabetes risk in Honduran adults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洪都拉斯成人糖尿病风险与心理及行为因素的关系，发现焦虑直接增加糖尿病风险，抑郁通过改变进食行为间接影响风险，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情绪性觅食和过度进食行为上，但未发现直接性别关联。研究强调心理因素与进食行为的多维交互作用对糖尿病预防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探讨了心理症状、认知因素和行为变量如何与2型糖尿病（T2DM）风险相关联，特别是在洪都拉斯这样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中。研究对象为336名成年人，主要来自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市。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通过在线便利抽样方式收集数据，并结合多种心理和行为评估工具，以分析心理状态与饮食行为模式对T2DM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女性在抑郁和情绪性进食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症状水平，而男性则在超食性进食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倾向，但整体来看，性别并未显著预测T2DM风险。此外，焦虑、抑郁和年龄被发现对T2DM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而不合理的饮食信念则与某些饮食行为模式有关，但并未直接预测T2DM风险。研究还指出，虽然某些饮食行为可能间接影响T2DM风险，但这些行为并未在心理症状和糖尿病风险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健康被视为一个全面的概念，涵盖了身体、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福祉。然而，随着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全球流行，这种综合性的健康状态正面临严峻挑战。T2DM作为一种常见的NCD，不仅影响个体的生理健康，还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焦虑和抑郁不仅是T2DM的共病现象，还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疾病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焦虑症状与T2DM风险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而抑郁虽然不直接预测T2DM风险，但其对情绪性进食、强迫性进食和超食性进食等行为模式的影响，间接增加了疾病风险。这些发现表明，心理状态在T2DM的预防和管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心理健康的关注和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洪都拉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行为和疾病风险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参与者患有超重或肥胖，这与该国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此外，洪都拉斯的医疗资源有限，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稀缺性使得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干预面临挑战。因此，研究强调了在公共健康政策中整合心理和行为干预的重要性，以应对T2DM等慢性病的高发趋势。

研究使用了多种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包括修改版的芬兰糖尿病风险评分（FINDRISC）、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患者健康问卷-9（PHQ-9）、不合理的饮食信念量表以及饮食行为表型量表（EBPS）。这些工具的使用为评估个体的心理状态和饮食行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由于研究采用的是便利抽样和雪球抽样方法，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这使得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研究中部分变量（如腰围）由于数据收集方式的局限性而被排除，这可能影响对疾病风险的全面评估。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采用了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和一般线性模型（GLM）中介模型来评估心理和行为变量对T2DM风险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心理变量如焦虑和抑郁对T2DM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力，而年龄也显示出较强的关联性。然而，这些变量对疾病风险的预测作用仅占总变异的18.1%，说明仍有其他因素未被充分考虑。此外，不合理的饮食信念虽然与某些饮食行为模式有关，但并未显著影响T2DM风险，这可能意味着这些信念在没有情绪或环境触发的情况下，其影响较为有限。

研究还探讨了不同饮食行为表型对T2DM风险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情绪性进食和超食性进食与抑郁症状和较高的疾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其他如享乐性进食、无序性进食和强迫性进食则表现出较弱或非显著的关系。这提示我们，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应优先关注那些与疾病风险密切相关的饮食行为表型。同时，研究指出，性别在某些饮食行为上存在差异，但并未显著影响T2DM风险，这可能与不同性别在应对压力和情绪调节方面的策略有关。

从健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心理状态、认知框架和行为模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研究强调，心理健康不应被视为独立于身体健康之外的附加问题，而是与慢性病风险密切相关的核心要素。因此，在T2DM的预防和管理中，必须考虑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通过心理评估和行为干预来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和维持。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心理健康服务的缺乏可能成为慢性病管理的一大障碍，因此，研究建议将心理筛查纳入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并结合社区资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

此外，研究还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前瞻性设计，以更清晰地了解心理症状和行为变量与T2DM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应考虑社会支持、创伤暴露和食物获取等情境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在心理风险模式的形成中起到调节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应分析具体的疾病风险因素，如BMI、血压和空腹血糖水平，以更精确地识别心理和行为变量对代谢结果的影响路径。在方法学上，应改进抽样策略，采用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并结合客观的健康测量方法，以减少偏差并提高研究结果的外推性。

综上所述，该研究揭示了心理状态和饮食行为模式在T2DM风险中的作用，并强调了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整合心理健康和行为干预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不仅为洪都拉斯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在应对慢性病挑战时提供了借鉴。通过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改善社区支持网络以及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可以有效降低T2DM的风险，并提高整体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