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趋势、健康不平等以及全球、地区和国家范围内育龄妇女性传播感染负担的相关风险因素（1990–2021年）：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分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Temporal Trends, Health Inequalities, and Risk Factors i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1990–2021):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全球15-49岁女性HIV及五种其他性传播感染（梅毒、淋病、衣原体感染、滴虫病、生殖器疱疹）的疾病负担、时间趋势及健康不平等研究（1990-2021）。结果显示：HIV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呈下降趋势（AAPC -1.94%），但其他STIs ASIR显著上升（AAPC 0.13%），2015-2019年增速达1.68%。地区差异明显，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ASIR最高（552.07/10万），大洋洲HIV ASIR增幅最大（APPC 11.36%）。健康不平等分析表明，低SDI国家STIs疾病负担最重，但HIV相对不平等有所改善（SII从-370.70降至-1286.23）。主要风险因素为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及药物滥用，其中SDI中低国家风险因素贡献率上升显著。研究建议加强多维度预防干预，重点关注SDI中低国家及特定年龄段女性。

　　在女性育龄人群中，性传播感染（STIs）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这些感染不仅对个人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对社会整体的医疗负担和健康公平性产生深远影响。女性育龄人群通常指年龄在15至49岁之间的女性，她们在生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上具有独特的特征，使得她们在性传播感染的易感性和传播风险方面与其他人群有所不同。因此，系统性评估女性育龄人群中HIV及其他五种主要性传播感染的流行病学负担，分析其健康不平等状况及风险因素差异，对于制定精准的防控策略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2021年的数据，对1990年至2021年间，女性育龄人群中HIV、梅毒、衣原体感染、淋病、滴虫病以及生殖器疱疹等六种主要性传播感染的疾病负担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采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包括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来评估年均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APC），以及通过坡度不平等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ality, SII）和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 CI）来衡量健康不平等的程度。此外，研究还结合了社会经济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五分位数，对风险因素对疾病负担的贡献进行了分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HIV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呈现出整体下降趋势，从1990年到2021年，年均百分比变化（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AAPC）为-1.94%。这一趋势的下降可能与全球范围内对HIV的防控措施，如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推广、预防暴露（PrEP）药物的使用以及女性健康意识的提升有关。然而，尽管HIV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其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 ASPR）却持续上升，这表明虽然新发病例减少，但已有感染者的数量并未显著下降，可能与病毒传播的持续性及治疗覆盖率不足有关。

相比之下，其他五种主要性传播感染的发病率则呈现上升趋势，年均百分比变化（AAPC）为0.13%。这一趋势在2015年至2019年间尤为明显，年均百分比变化（APC）达到1.68%。这提示我们，尽管HIV的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他性传播感染的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尤其是在某些特定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西部，这些感染的发病率增长尤为显著，显示出区域间的差异。此外，低社会经济指数（SDI）国家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依然居高不下，表明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和健康干预措施相对不足。

从年龄分布来看，HIV的发病率在25至29岁的女性中最为显著，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高发年龄段则集中在30至34岁之间。这一现象可能与该年龄段女性的性活跃程度、性行为模式以及对性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HIV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其对女性健康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生育过程中，HIV感染可能导致母婴传播的风险，进而对下一代的健康构成威胁。

此外，研究还发现，其他性传播感染在某些地区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显著上升，例如大洋洲、中美洲和南亚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可能对性传播感染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大洋洲，淋病的发病率上升速度较快，而在南亚，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也呈现明显增长。这些地区可能由于医疗资源的不足、性教育的缺乏以及对性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较低，导致性传播感染的防控效果不佳。

在健康不平等方面，研究发现，尽管HIV的疾病负担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有所减轻，但其他性传播感染的健康不平等状况仍然显著。通过SII和CI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低SDI国家，这些感染的负担更为集中，且相对不平等程度较高。这提示我们，未来在防控性传播感染时，需要特别关注低收入和资源匮乏地区，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减少这些地区的疾病负担。

风险因素的分析显示，亲密伴侣暴力、不安全的性行为以及药物使用是导致女性育龄人群性传播感染负担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例如在低SDI国家，亲密伴侣暴力和不安全的性行为可能是更为普遍的风险因素，而在高SDI国家，药物使用的风险则相对较低。因此，在制定防控策略时，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维度的干预措施，包括加强性健康教育、提高性传播感染的检测率和治疗率，以及改善社会环境，减少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

本研究还发现，尽管全球范围内对性传播感染的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采集和报告机制尚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其次，研究仅涵盖了五种常见的性传播感染，未能包括所有可能的感染类型，这可能导致对整体疾病负担的评估不够完整。此外，由于数据的异质性，尤其是在数据覆盖不足的地区，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进而影响对疾病负担和健康不平等的准确分析。

综上所述，女性育龄人群中的性传播感染问题依然严峻，且存在显著的健康不平等现象。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和医疗系统需要采取更加综合和精准的防控措施，关注社会决定因素，如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和性别平等，以减少性传播感染的传播风险。同时，提高公众对性健康问题的认识，加强性传播感染的筛查和治疗，以及改善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都是实现全球性传播感染防控目标的关键步骤。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减少母婴传播、消除艾滋病等性传播感染的流行，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