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使用与工作状态的共轨迹：来自CONSTANCES队列的纵向探索性描述性研究结果

《Substance Use & Misuse》：Co-Trajectories of Substance Use and Work Status: Longitudinal Exploratory Descriptive Findings from the CONSTANCES Cohort

　　就业与物质使用共轨迹的聚类分析及特征研究。基于法国CONTRAN?性别队列19,285名成人的纵向数据，采用有限混合模型识别出12类物质使用（酒精、烟草、大麻）与工作状态共轨迹，发现高失业集群（6、7、12）多伴有男性、低社会地位、高物质使用及较差自评健康。研究强调社会经济因素与物质使用交互作用对就业的影响。

　　本研究聚焦于法国成年人中物质使用与就业状态的共同轨迹，旨在揭示个体在这些因素上的多样性，并描述每种轨迹所对应的群体特征。研究样本来自法国 CONSTANCES 研究队列，该队列涵盖了2012年至2020年间在法国21个全国医疗保险筛查中心随机招募的超过22万名18至69岁的成年人。研究者通过有限混合模型（finite mixture models）对基线及5年随访期间的物质使用（酒精、烟草和大麻）与就业状态进行了聚类分析，识别出12种不同的共同轨迹。研究不仅关注了这些轨迹的分布，还探讨了与之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为未来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共同轨迹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非工作率最低的集群（4.3%）中的参与者通常具有较低的物质使用风险，包括饮酒量较少、不吸烟且从未使用过大麻。而非工作率最高的集群（14.5%）中的参与者则表现为非饮酒者、吸烟者以及每月使用大麻少于一次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非工作率最高的三个集群（集群6、7和12）在多个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女性比例较低、社会地位较低、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较差，同时存在较高的物质使用水平。这表明，个体在就业和物质使用方面的轨迹不仅受到个人行为的影响，还与社会结构、健康状况等深层次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还揭示了不同物质使用类型与就业状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非工作率较高的集群中，物质使用水平普遍较高，尤其是酒精和烟草的使用。例如，集群12的非工作率最高，其酒精使用量也显著高于其他集群，同时该集群中烟草和大麻的使用率也较高。此外，研究发现，随着物质使用的增加，非工作率也随之上升。例如，在仅使用酒精的集群中，非工作率较高的集群表现出更差的自我评估健康状况和更低的社会地位；而在同时使用酒精、烟草和大麻的集群中，非工作率较高的群体则具有更差的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且女性比例较低。这些发现支持了先前关于物质使用与失业之间存在联系的结论，并进一步表明，社会地位低下和健康状况不佳可能是导致劳动市场排斥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人口学特征来看，女性在多个集群中占据较高比例，但非工作率最高的集群中女性比例相对较低。这一现象可能与性别在就业市场中的结构性差异有关。例如，女性在某些职业领域可能面临更多的歧视，或者由于家庭责任（如育儿）而更倾向于选择兼职工作或暂时退出劳动市场。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集群的平均年龄存在差异。例如，非工作率较高的集群往往由年龄较大的个体组成，而其他集群则以中年群体为主。这可能反映出年龄与就业状态之间的关联，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可能面临更多的就业障碍，尤其是在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中。

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非工作率较高的集群中，有更高比例的个体报告了较差的自我健康状况。这可能意味着，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更难维持稳定的工作状态，或者由于健康问题而被迫退出劳动市场。此外，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往往更容易出现物质使用问题，这可能与经济压力、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有关。例如，教育水平较低、职业等级较低、家庭收入较低或婚姻状况不佳的个体，可能更容易陷入失业或物质使用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样本来源于全国性队列，但其参与者整体上可能比普通人群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并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特点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存在差异。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更适用于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成年人，而非整个社会的广泛人群。此外，研究中仅考虑了基线时期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未能充分捕捉个体在随访期间可能发生的动态变化。例如，抑郁症状或健康状况的波动可能对就业状态和物质使用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在研究中未被纳入分析。

研究还指出，物质使用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个反映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指标。然而，由于研究未能区分物质使用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解释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例如，某些个体可能因社会地位低下而更容易出现物质使用问题，而这些物质使用问题又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就业状态。因此，物质使用与就业状态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多方面的，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研究者采用了有限混合模型和分类期望最大化（Classification EM, CEM）算法，以识别不同群体在物质使用和就业状态上的共同轨迹。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处理纵向数据，揭示个体行为的动态变化。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尽管数据来自大规模队列，但样本可能仍存在一定的偏差，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可能参与度较低。此外，研究中使用的物质使用指标（如饮酒量、吸烟频率和大麻使用频率）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物质使用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酒精使用方面，饮酒量并不总是与酒精依赖或滥用直接相关。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法国成年人中物质使用与就业状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在这些因素上的轨迹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些差异与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密切相关。例如，非工作率较高的群体往往具有较低的社会地位和较差的健康状况，而这些因素可能独立于物质使用水平，对个体的就业状态产生影响。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性别在物质使用和就业状态之间的差异，女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倾向于内部化心理压力，而男性则更可能通过外部行为（如物质使用）来表达压力。

研究结果对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针对社会地位较低、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可以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帮助他们改善就业状况和减少物质使用。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社会支持在缓解就业压力和物质使用问题中的作用。例如，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育儿支持，可能有助于她们在中年时期维持更稳定的就业状态。同样，针对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服务和就业支持，可能有助于减少他们的非工作率，并改善其整体生活质量。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轨迹的动态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在不同时间段内影响个体的就业和物质使用行为。此外，研究还可以考虑更广泛的变量，如心理压力、社会支持网络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研究者也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并探索更多潜在的轨迹模式。

总之，本研究通过分析法国成年人的物质使用和就业状态，揭示了个体在这些领域中的多样性。研究结果不仅为公共健康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也强调了社会结构和健康状况在影响就业和物质使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并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改善高风险群体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