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和工作预期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德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所面临的劣势日益加剧

《PLOS One》：Lagging behind in health and work expectancies: Increasing disadvantage of individual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in Germany

　　德国工作年龄人口健康寿命与职业寿命教育差异研究显示，教育水平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身体及心理健康）及工作能力存在显著关联。2000-2020年数据显示，低教育群体健康寿命及职业寿命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高教育群体，且其不健康年限增幅更大，导致教育差距持续扩大。研究建议需针对低教育群体制定多层级健康干预政策。

　　在面对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时，许多国家政府采取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措施，以应对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失衡问题。德国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其平均退休年龄已达到44.7岁，这一趋势表明，延长工作年限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健康状况是否能够同步改善，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是否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分析德国不同教育水平人群在健康生命年和健康工作生命年方面的变化趋势，探讨教育差异如何影响这些健康指标的发展，并进一步揭示社会不平等在工作年龄群体中的演变。

研究关注的两个核心健康指标是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物理得分（pHRQoL）和心理得分（mHRQoL）。这两个指标不仅反映了个体的健康状况，还与劳动参与率、工作能力以及病假等关键劳动市场结果密切相关。通过使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GSOEP）的数据，研究者们能够对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进行比较分析。GSOEP是欧洲范围内最大的关于健康、就业及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的调查项目之一，覆盖了大量成年人群，为分析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通过结合九个调查波次（2000–2020年）的数据，研究者计算了从30岁到69岁之间的部分生命期望（PLE），并进一步基于Sullivan方法，分别计算了健康生命期望（HLE）和健康工作生命期望（HWLE）。

研究发现，健康生命年和健康工作生命年在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pHRQoL指标，高教育水平的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生命年有所增加，而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则出现了健康生命年的下降。在女性群体中，低教育水平的健康生命年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幅度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健康工作生命年在高教育水平人群中增长更快，而低教育水平人群则在健康工作生命年方面表现出最显著的差距。这表明，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低教育水平人群在健康和工作年限方面的相对劣势变得更加明显。

在mHRQoL指标下，健康生命年在所有教育水平的人群中均有所上升，但低教育水平的女性群体出现了与预期不符的情况，即健康生命年没有明显增加。而高教育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则表现出健康生命年的下降，这与他们在健康工作生命年方面的改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健康工作生命年在所有教育群体中都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因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高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工作生命年增长最快，而低教育水平人群则在健康工作生命年方面表现出更明显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不健康工作生命年（UHWLE）在低教育水平人群中增加最快，这表明他们在工作期间的健康状况恶化，尤其是在心理健康的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水平之间的健康和工作期望差距逐渐扩大。尽管高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有所改善，但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和工作期望则呈现出相对不利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德国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其退休年龄的提高已经引发了对健康状况能否支撑更长工作年限的担忧。研究还指出，不健康生命年和不健康工作生命年在低教育水平人群中增长最快，而高教育水平人群则在这些方面有所减少。这表明，低教育水平人群不仅在健康生命年方面处于劣势，而且在工作期间的健康状况也更加脆弱。

教育水平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健康和工作期望的绝对值上，还体现在其发展趋势上。总体而言，健康生命年和健康工作生命年在所有教育群体中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这种上升主要集中在高教育水平人群中。对于低教育水平人群，健康生命年的增长幅度较小，甚至出现下降，而不健康生命年和不健康工作生命年的增加则更为显著。这种趋势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表现略有不同，但在整体上都指向了教育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还发现，尽管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这进一步支持了教育水平对健康和工作期望的长期影响。

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教育水平差异对健康和工作期望的影响不仅限于健康指标本身，还涉及工作年限的延长。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健康生命年和健康工作生命年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这种缩小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群都能从中受益。实际上，低教育水平人群在健康和工作期望方面的相对劣势更加明显，这表明他们在面对更长的工作年限时，面临更大的健康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劳动能力，还可能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者们还指出，尽管GSOEP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健康相关非响应和死亡率报告的不完整性，但通过调整方法，这些数据仍然能够提供相对准确的健康和工作期望估计。此外，研究采用了Sullivan方法，这是一种基于生命表的传统方法，能够更灵活地反映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差异。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教育水平差异纳入分析，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健康和工作期望的变化。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德国的教育水平差异在健康和工作期望方面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存在相似性。例如，美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的研究也表明，教育水平差异在健康生命年和健康工作生命年方面有所扩大。然而，德国的情况具有其独特性，尤其是在退休年龄的提高背景下，教育水平差异对健康和工作期望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德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政策以及健康促进措施有关。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使用了两个健康指标（pHRQoL和mHRQoL），而健康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引入更多的健康指标，以更全面地评估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状况。此外，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GSOEP，尽管该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详细性，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尤其是在死亡率报告和健康数据收集方面。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其他数据来源，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研究还强调了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为了缩小健康和工作期望之间的差距，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预防策略，以减少健康不平等。这些策略可以包括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健康促进资源、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以及实施针对特定健康风险因素的干预措施。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强职业安全措施、推广健康饮食和减少吸烟等行为，都有助于改善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状况。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到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需求差异，确保预防措施能够覆盖到所有社会群体，特别是那些处于健康劣势的人群。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德国不同教育水平人群在健康生命年和健康工作生命年方面的显著差异，并指出了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的趋势。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延长工作年限的背景下。通过关注教育水平差异，可以更有效地识别和干预那些处于健康劣势的人群，从而实现更公平的社会健康发展目标。未来的研究应继续关注健康和工作期望的变化趋势，探索更多有效的预防措施，以促进所有人群的健康和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