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危机下泰国贫困人群的个人福祉与抑郁症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维度分析

《BMC Public Health》：Personal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among Thai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本研究针对COVID-19疫情期间泰国贫困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行为对个人福祉(PWI)和抑郁症状(PHQ-9)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8%的贫困人群存在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状，年龄增长、就业状况变动和居住在城市地区是抑郁风险因素，而个人福祉和体育锻炼则具有保护作用。该研究为危机背景下针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当全球逐渐走出COVID-19疫情的阴霾，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心理健康造成的深远影响却依然清晰可见。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影响并非均匀分布——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人群，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心理负担。他们既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又缺乏足够的心理社会资源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多重压力。在泰国，严格的防控措施如企业关闭、宵禁和行动限制，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冲击，使得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然而，当前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一般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专门针对贫困人群内部差异的深入研究相对缺乏。正是这一研究空白，促使Rattanaporn Arsa及其合作者开展了这项聚焦泰国贫困人群的深入研究。

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的这项横断面研究，利用2021年国际卫生政策项目(IHPP)收集的泰国全国代表性数据，专门提取了694名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个体信息。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先进的统计方法，同时考察社会经济特征、健康行为与个人福祉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复杂关系，旨在揭示贫困人群在危机条件下的心理健康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团队采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通过个人福祉指数(PWI)的8个领域评分评估主观幸福感；使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的9个症状条目评估抑郁症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变量间的直接和间接路径；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并通过多种拟合指数(χ²/df、GFI、AGFI、CFI、RMSEA、SRMR)评估模型适配度。所有数据均来自面对面的全国性调查，确保了信息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描述

研究样本中，59.8%为女性，平均年龄42.19岁，90.3%处于失业状态，月平均收入仅为995.97泰铢(远低于2,803泰铢的贫困线)。个人福祉平均得分为61.26，其中对个人安全(54.31)、生活水平(57.78)和未来安全感(57.44)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基于PHQ-9评分，12.8%的参与者报告有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状，这一比例略高于泰国全国样本的10.7%。

个人福祉与抑郁症状的测量模型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个人福祉和抑郁症状两个潜在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个人福祉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9，八个领域的因子载荷介于0.620-0.829之间；抑郁症状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5，九个症状条目的因子载荷介于0.267-0.653之间。两个测量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标准，为后续的结构模型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最终模型显示，年龄(γ=0.293, p<0.001)、就业状况变动(γ=0.087, p<0.05)和居住在城市地区(γ=0.136, p<0.01)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相反，个人福祉(β=-0.252, p<0.001)和每周体育锻炼时间(γ=-0.087, p<0.05)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年龄(γ=-0.227, p<0.001)和就业变动(γ=-0.254, p<0.001)对个人福祉产生负面影响，而月收入(γ=0.110, p<0.01)则对个人福祉有积极贡献。个人福祉在年龄、收入和工作变动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所有外生变量和个人福祉共同解释了抑郁症状23.5%的变异。

讨论与结论

这项研究揭示了COVID-19疫情期间泰国贫困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提供了若干重要发现。与疫情前研究中年龄增长通常伴随幸福感提升的模式不同，本研究发现年长参与者报告的个人福祉更低而抑郁症状更严重，这可能反映了疫情背景下老年人对疾病严重性的担忧以及与亲人互动受限带来的特殊心理压力。

就业状况变动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与多数研究一致，表明工作不稳定带来的经济危机对贫困人群的冲击尤为严重。有趣的是，吸烟和饮酒行为与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这可能反映了这些行为作为长期存在的应对机制，在疫情期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城乡差异的发现特别值得关注：城市贫困居民抑郁风险更高，可能源于他们面临更密集的人口环境、有限的收入补偿渠道以及相对不足的医疗资源。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社区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可能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尽管政府救助计划可能缓解了部分农村地区的收入损失，但城市贫民窟居民仍面临多重挑战。

个人福祉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强负相关(β=-0.252)重申了提升主观幸福感对缓解心理困扰的重要性。而月收入与个人福祉的正相关关系，则凸显了经济安全对心理福祉的基础性作用。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样本仅限于贫困人群限制了一般化比较，以及缺乏COVID-19感染经历、家庭支持等潜在重要变量。然而，作为泰国首项专门关注疫情期间贫困人群心理健康差异的研究，它为未来危机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结果强调，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针对最脆弱群体制定量身定制的支持方案，特别是对城市贫困居民、失业者和极低收入者。公共卫生部门应建立有效机制，识别和服务于那些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差的个体，确保在未来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不让最脆弱群体掉队。这些发现对指导泰国及其他类似背景国家的心理健康社会保护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提醒我们在危机应对中必须关注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