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手机分离恐惧对婚姻满意度与生活平衡的影响：一项基于土耳其家庭的横断面研究

《BMC Public Health》：Comparison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occupational balance, and nomophobia among parents

　　本研究针对智能手机过度使用对家庭功能的潜在影响，探讨了父母群体中手机分离恐惧(Nomophobia)、婚姻满意度与职业平衡(Occupational Balance)的性别差异及内在关联。通过对200对35-40岁土耳其父母进行横断面调查，发现母亲群体的NMP-Q评分显著较高(p=0.002)，而婚姻满意度(p=0.048)和职业平衡(p=0.029)水平较低。研究提示nomophobia可能成为影响家庭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因素，为制定家庭为本的数字健康干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在数字技术席卷全球的今天，智能手机已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这种便利背后潜藏着新的社会心理挑战。当父母在餐桌上刷手机而忽视与家人的交流，或是在陪伴孩子时频繁查看消息通知，这些日常场景正悄然改变着家庭互动的本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学前儿童的家庭面临双重压力：既要应对子女成长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持夫妻关系的和谐。近年来，一种被称为"手机分离恐惧"(Nomophobia)的新型心理现象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其特征表现为离开手机时产生的焦虑和不安感。这种数字时代的产物可能通过减少夫妻间的有效沟通、削弱情感支持系统，进而影响婚姻质量和家庭功能健康。

尽管已有研究关注智能手机成瘾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但针对父母这一特殊群体，特别是从性别差异视角系统探讨手机分离恐惧与婚姻满意度、职业平衡三者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这正是Cemali等人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的研究试图解答的问题。该研究创新性地将职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领域的核心概念——职业平衡(Occupational Balance)引入家庭心理学研究框架，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父母角色功能的平衡实现。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在线问卷对100对土耳其已婚夫妇（共200人）进行评估。所有参与者年龄介于35-40岁，均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且子女年龄在3-6岁之间。研究使用经过土耳其文化适应的三个标准化量表：手机分离恐惧问卷(NMP-Q)评估智能手机依赖程度，婚姻满意度量表测量夫妻关系质量，职业平衡问卷(OB-Q)考察日常活动平衡状况。统计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比较性别差异，并通过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不同手机分离恐惧严重程度组间的差异。

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使用经过信效度验证的土耳其版NMP-Q、婚姻满意度量表和OB-Q11-T进行标准化评估；2）采用雪球抽样法从土耳其家庭中招募200名符合严格纳入标准的参与者；3）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并计算Cohen's d和η²效应量。

研究结果

性别差异比较分析

数据显示女性每日智能手机使用时间显著长于男性（3.88±1.41小时 vs 3.24±1.00小时，p=0.010）。在手机分离恐惧水平上，女性NMP-Q得分（56.89±24.76）明显高于男性（45.92±17.86），且达到中等效应规模（Cohen's d=0.52）。与此相对应，女性的婚姻满意度（35.33±8.02 vs 37.55±6.14）和职业平衡评分（18.84±7.84 vs 21.7±5.73）均显著较低，证实了研究假设一。

手机分离恐惧严重程度的分层比较

根据NMP-Q评分将参与者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手机分离恐惧组后，发现随着恐惧程度加剧，两组参与者的婚姻满意度和职业平衡均呈现下降趋势（p<0.001）。事后比较显示，轻度组与中、重度组在所有指标上均有显著差异（p<0.05），而中度与重度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这一结果提示，即使中等程度的手机分离恐惧已足以对家庭功能产生实质性影响。

智能手机使用模式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数据显示每日手机使用4-6小时的母亲比例（39%）远高于父亲（9%），且女性中中度（34% vs 14%）和重度手机分离恐惧（8% vs 3%）的患病率更高。相关分析表明，长时间智能手机使用与婚姻满意度（r=-0.43）和职业平衡（r=-0.38）呈负相关，支持了研究假设二。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母亲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这不仅体现在更长的屏幕使用时间，也反映在更高的手机分离恐惧发生率上。从家庭系统理论视角看，母亲通常承担更多育儿和家务责任，智能手机可能成为她们在繁重任务间隙寻求放松的工具，但这种使用模式容易发展为问题性使用，进而影响夫妻互动和角色平衡。

职业平衡理论为理解这些发现提供了重要框架。当个体过度专注于智能手机使用（过度专注）或因此忽视其他重要生活领域（参与不足）时，其日常活动平衡将被打破。本研究证实这种失衡在手机分离恐惧程度较高的父母中尤为明显，他们可能减少与配偶的优质互动时间，弱化亲子联系，并影响家庭职责的履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度与重度手机分离恐惧组在结局指标上无显著差异，提示干预措施应重点关注从轻度向中度转化的临界点。早期识别和预防可能比治疗已形成的严重问题更为有效。

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为家庭咨询和父母教育提供了新方向。临床工作者可考虑将手机分离恐惧评估纳入常规家庭功能筛查，并通过数字健康素养教育帮助父母建立负责任的智能手机使用习惯。从公共卫生角度，促进社区层面的数字健康意识可能有助于改善整体家庭福祉。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代表性受限（均为高学历、就业父母）、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以及自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未来研究可扩展至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家庭，采用纵向设计追踪手机使用模式与家庭功能的动态互动，并开发针对性的家庭数字健康干预方案。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首次在父母群体中建立了手机分离恐惧、婚姻满意度和职业平衡三者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数字技术对家庭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路径。研究结果强调需要将数字健康纳入家庭促进项目，帮助父母在拥抱技术便利的同时，维护健康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