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赌博障碍的识别与污名化：一项基于情景的全国性研究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Recognition and Stigma of Gambling Disorder in Singapore

　　本研究针对新加坡赌博障碍(GD)识别率与污名化现状展开调查。研究人员采用情景模拟法对595名居民进行评估，发现虽然GD识别率较高(75.63%)，但污名化现象仍普遍存在，尤其在年长者、马来/印度裔、已婚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反污名化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社会，赌博不仅是一种常见的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深植于文化传统的社交行为。从农历新年家庭聚会的麻将声到节日庆典的博彩游戏，赌博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社会所接纳。然而，当娱乐性赌博逐渐发展为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 GD)时，其带来的心理、社会和财务后果往往被忽视。

赌博障碍是一种被归类为行为成瘾的精神障碍，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被正式确认为一种需要专业干预的疾病。尽管新加坡居民中约有40%的人曾参与过赌博活动，但公众对赌博障碍的认知和态度却鲜为人知。更令人担忧的是，与许多其他精神障碍一样，赌博障碍患者常常面临严重的污名化，这种污名不仅阻碍患者寻求帮助，还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污名化的形成可透过社会归因理论来解释，公众对疾病原因、可控性和稳定性的认知会影响他们对患者的态度。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重视"面子"和家庭声誉的社会中，精神障碍往往被视作个人弱点而非医学问题，这进一步加大了赌博障碍患者的求助障碍。

为深入了解新加坡公众对赌博障碍的认知和态度，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研究。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旨在探索新加坡公众对赌博障碍的识别率、帮助寻求偏好以及对患者的污名化态度，并分析影响这些态度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研究方法上，研究团队采用了基于情景的横断面调查设计，数据来源于2022-2024年进行的"Mind Matters 2023"全国心理健康素养研究。该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8100名受邀者中最终纳入了4195名18-65岁的新加坡居民，其中595人被随机分配阅读赌博障碍情景。研究人员使用修订版的抑郁污名量表(DSS)评估个人污名，社会距离量表(SDS)测量回避行为，并通过开放式问题了解参与者的帮助寻求偏好和康复预期。数据分析采用加权分析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及线性回归方法。

研究结果揭示了新加坡公众对赌博障碍的多方面认知和态度：

识别率与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大多数参与者(75.63%)能够正确识别情景中描述的状况为赌博障碍。年轻参与者(18-34岁)的识别率最高(88.4%)，显著高于35-49岁(72.8%)和50-65岁(70.5%)的参与者。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和离异/丧偶的参与者识别赌博障碍的可能性较低，而有个人赌博问题经历的参与者识别率也较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将赌博行为正常化或存在否认倾向。

帮助寻求偏好

在帮助寻求方面，参与者最常推荐的是非正式支持网络(39.66%)，如家人和朋友；其次是非医疗专业支持(31.01%)和社区资源(29.19%)。相比之下，医疗资源(20.94%)和政府服务(5.38%)的推荐率较低，反映出公众可能不认为赌博障碍需要医疗干预。研究指出，认知行为疗法等非医疗干预才是赌博障碍的有效治疗方法。

康复预期

参与者对赌博障碍的康复前景表现出谨慎乐观：57.46%的人认为寻求适当帮助后可实现完全康复但可能复发，22.41%的人相信可完全康复且不复发。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人(81.64%)认为若不寻求帮助，病情会恶化，这表明公众认识到专业干预的重要性。

污名化态度

研究发现在三个污名化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软弱而非生病"维度中，年长者、马来裔和印度裔参与者、已婚者以及有亲友赌博问题的人表现出更高污名；"危险/不可预测"维度中，马来裔和已婚参与者得分较高；高收入者(月收入≥10，000新元)在此维度上得分较低，可能因为他们有更多资源缓冲赌博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距离维度未发现显著的人口学预测因子。值得注意的是，正确识别赌博障碍与较低污名化无显著关联，表明提高识别率不一定能减少污名。

研究结论与讨论强调，虽然新加坡公众对赌博障碍的识别率相对较高，但污名化态度仍然普遍，特别是在特定 demographic 群体中。这种污名化可能阻碍患者寻求帮助，加剧其心理社会问题。研究结果对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公众教育需强调赌博障碍的医学本质，纠正其是个人弱点的误解；其次，干预措施应考虑文化因素，如马来裔参与者因宗教信仰对赌博的负面看法；最后，帮助寻求促进工作应引导患者走向专业帮助而不仅是依赖非正式网络。

该研究的优势包括全国代表性样本、严谨的方法学和文化适应性，但限于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且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未来研究可探索纵向设计，并评估减少赌博障碍污名化干预措施的效果。

总之，这项研究填补了新加坡赌博障碍认知和污名化研究的空白，为制定针对性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实证基础，有助于促进对赌博障碍患者的理解、接纳和适当帮助，最终改善这一行为成瘾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