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果蝠产气荚膜梭菌的分离鉴定、毒素基因分型及系统发育分析：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意义

《Scientific Reports》：Isolation, toxin gene profiling,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in Egyptian fruit bats: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ological implications

　　本研究针对人兽共患病风险，首次在埃及开展果蝠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携带情况调查。通过分离培养、毒素基因分型（cpa/cpb/cpe/cpb2等）及系统发育分析，发现31%的样本携带产气荚膜梭菌，优势型别为毒素型C（83.9%），且菌株与家畜及环境源菌株高度同源。结果揭示蝙蝠可作为产气荚膜梭菌的潜在储存库，为“一体化健康”监测提供关键依据。

　　

近年来，新发人兽共患病频发引发全球关注，而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正加剧野生动物与人类的接触，其中蝙蝠因其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如长距离迁徙、群居习性）被视为重要病原储存库。尽管蝙蝠作为病毒宿主的研究较多，但其携带的细菌性病原体（尤其是食源性病原体）的潜在风险尚未明确。在埃及，埃及果蝠（Rousettus aegyptiacus）因广泛分布于尼罗河谷、常栖息于农田周边，其与人类环境的交互风险尤为突出。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兰阳性厌氧芽孢杆菌，可产生多种毒素（如α、β、ε毒素及肠毒素CPE等），引发人和动物的坏死性肠炎、食物中毒等严重疾病。然而，蝙蝠是否携带产气荚膜梭菌及其毒素基因特征，此前在埃及尚无系统研究。

为填补这一空白，Toka A. Allam等人首次对埃及果蝠开展产气荚膜梭菌的检测与分子特征分析。研究团队通过雾网捕获50只果蝠，采集其粪便拭子与内脏器官样本（共100份），进行细菌分离培养、革兰染色与生化鉴定，并通过多重PCR对主要毒素基因（cpa、cpb、etx、ia、netB、cpe）及单重PCR对cpb2基因进行分型，进一步对部分cpb2基因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产气荚膜梭菌总体检出率为31%（31/100），其中内脏器官与粪便拭子的检出率分别为30%和32%。所有菌株均携带cpa基因（100%），cpb、cpe和cpb2基因的检出率分别为83.9%、64.5%和64.5%，而ia、etx、netB基因未检出。毒素分型表明，毒素型C（携带cpa+cpb）为优势型别（83.9%），其次为型F（cpa+cpe，12.9%）和型A（仅cpa，3.2%）。值得注意的是，35.5%的菌株同时携带cpe和cpb2基因，提示其潜在协同致病性。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蝙蝠源cpb2基因序列与埃及本土家畜（如羔羊、鸡）及环境源菌株高度同源，表明蝙蝠与家畜可能因生态位重叠存在基因交流。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通过雾网捕获野生埃及果蝠，采集其粪便拭子与内脏器官样本，经厌氧培养与选择性培养基（TSC琼脂）分离细菌，通过形态学、生化试验及PCR毒素基因分型（涵盖cpa、cpb、cpe、cpb2等7种基因）确认菌株特征，并针对cpb2基因进行测序与系统发育分析（基于最大似然法构建进化树）。

研究结果

产气荚膜梭菌在不同样本类型中的检出情况

内脏器官与粪便拭子的产气荚膜梭菌检出率相近（30% vs 32%），表明该菌可同时定植于蝙蝠肠道与组织内，提示其可能通过粪便排泄或组织降解污染环境。

产气荚膜梭菌分离株的毒素基因分布

cpa基因存在于所有菌株，cpb和cpe基因高频出现（>60%），且35.5%菌株同时携带cpe与cpb2基因，这种共存可能由质粒介导的基因水平转移导致，增强菌株致病潜力。

产气荚膜梭菌分离株的毒素分型分布

毒素型C（致坏死性肠炎的主要型别）占绝对优势（83.9%），型F（与人类食物中毒相关）和型A（携带cpb2时可能增强毒力）的检出提示蝙蝠可作为多重致病型菌株的储存库。

系统发育分析

cpb2基因进化树显示蝙蝠源菌株与埃及家畜、环境源菌株聚类紧密，支持蝙蝠通过共享栖息地或食物资源参与病原传播链的假设。

本研究首次证实埃及果蝠携带高毒力产气荚膜梭菌（尤其是毒素型C和F），其基因特征与家畜、环境源菌株高度相似，凸显蝙蝠在人兽共患病传播中的潜在作用。结果呼吁将野生动物监测纳入“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框架，以应对食源性病原体跨物种传播风险。论文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为中东地区蝙蝠源细菌性病原研究提供了关键基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