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新生活的阵痛：香港移民在英国适应期的适应障碍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The pains amidst starting a new life: investigating adjustment disorder in Hong Kong migrants’ transition to the UK

　　本研究聚焦于通过英国BN(O)签证计划移居英国的香港移民群体，调查了其适应障碍(AD)的流行率及决定因素。在线调查显示，31.8%的受访者可能正经历适应障碍，且该障碍在抵达两年后仍高度流行。研究发现，较低教育水平和既往精神疾病史是AD的重要风险因素。该研究揭示了非自愿移民背后的心理健康代价，并为人道主义签证移民政策指出了潜在缺口。

　　

迁移常被视为开启新生活的机会，但对于许多因政治环境变化而通过英国国民（海外）签证（BN(O) Visa Scheme）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来说，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压力。传统移民研究往往关注自愿移民，并观察到所谓的“健康移民效应”，即移民初期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优于本地居民。然而，对于非自愿或 reluctantly（不情愿）移民而言，这种健康优势是否依然存在？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重启生活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是否会对其心理健康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适应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 AD）——一种由可识别的应激源引发的、以情感和行为异常为特征的心理反应——在这一群体中的表现如何，此前尚不明确。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所的Ricci Yue和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的Bobo H. P. Lau合作，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题为“The pains amidst starting a new life: investigating adjustment disorder in Hong Kong migrants' transition to the UK”的研究。这项研究旨在评估自2020年中以来抵达英国的香港移民中AD的患病率及其决定因素，以期丰富对非自愿移民心理健康代价的理解，并为人道主义签证下的移民政策提供启示。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2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研究对象为通过BN(O)签证或其他签证计划、在2020年中之后抵达英国的18岁及以上香港移民。通过社交媒体、教会网络和移民支持服务等渠道进行便利抽样，最终获得1310份有效问卷，约占当时已抵达英国的BN(O)签证申请人的1%。研究采用调整障碍新模块8（Adjustment Disorder-New Module 8, ADNM-8）来评估AD的核心症状，包括对应激源的过度关注（preoccupation）和适应失败（failure to adapt）。该工具基于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的诊断标准，具有较高的信度（预关注子量表Cronbach's α=0.93，适应失败子量表α=0.91）。此外，调查还收集了人口统计学变量、迁移经历以及一份包含19项生活事件（包括为适应移民背景而新增的压力源，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压力等）的压力源清单。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线性回归分析压力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及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探讨AD的社会决定因素。

研究结果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样本主要由40-54岁的中青年构成（占50.3%），女性略多于男性（57.1% vs 42.9%）。样本受教育程度较高，近80%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超过半数（58.6%）的受访者与子女一同迁移，绝大多数（81.4%）与家人共同迁移。18.5%的受访者有慢性病史，11.7%在过去两年内有精神疾病史。85%的受访者此前没有在英国生活的经历，绝大多数（92.3%）持BN(O)签证入境。在数据收集时，31.6%的受访者在英国居住时间少于6个月。大部分受访者（86.2%）对自身的融入程度持积极评价。

适应障碍的患病率及其随时间发展

基于ADNM-8的诊断算法（要求在两个核心症状子量表中各有一个项目评分≥3且两个项目评分≥2，同时功能损害标准评分≥3），31.8%的香港移民可能患有AD，这一比例远高于一般人群（约1-2%）。样本在“过度关注”子量表的平均得分为10.24，“适应失败”子量表为8.28，总分为18.56。高达74.1%和47.4%的受访者分别在“过度关注”和“适应失败”子量表中至少有一个项目评分≥3。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居住时间长短与AD症状的严重程度或总分无显著相关性，表明AD的高患病率在移民后的头两年内持续存在，未见明显改善或恶化。

移民后的压力源

最常见的压力源包括：搬迁新居（41.1%）、语言障碍（32.9%）、文化差异压力（29.7%）、财务问题（27.6%）以及因移民造成的职业中断（24.8%）。在AD人群中，这些压力源的报告率更高（例如，财务问题达42.2%）。绝大多数受访者（92.9%）报告了至少一种压力源。线性回归趋势分析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因亲人去世、严重事故、亲人生病带来的压力显著增加，而失业和职业中断带来的压力显著下降。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表明，慢性的、持续性的压力源（如家庭冲突、工作冲突、失业、财务问题、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压力、子女教育前景等）是AD的显著预测因子，而急性压力源（如离婚、亲人去世、严重事故等）与AD诊断无显著关联。

适应障碍的社会决定因素

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较低的教育水平（OR: 0.813, p<0.01）和既往精神疾病史（OR: 4.447, p<0.001）与较高的AD患病风险显著相关。较高的自我感知融入水平（OR: 0.806, p<0.001）是AD的保护性因素。在最终模型中， younger age（OR: 0.934, p<0.05）也显示出与较高AD风险相关。性别、是否与家人同迁、是否有慢性病史、此前是否有英国生活经验、在英居住时长等因素在最终模型中未显示显著相关性。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将基于ICD-11标准的AD应用于评估因政治动荡而迁移的香港移民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现，该群体中AD的患病率（31.8%）异常高，不仅远超一般人群，也高于其他高风险群体（如失业者、丧亲者），并且这种高患病状态在移民后两年内持续存在，挑战了AD通常被视为短暂性障碍的传统观点，也质疑了“健康移民效应”在非自愿移民情境下的适用性。

研究强调了慢性压力源（如持续的家庭冲突、财务困境、文化适应困难）在预测移民AD中的核心作用，而急性压力源的作用则不显著。这反映了移民适应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符合Lazarus和Folkman的压力应对交易模型，即移民可能将持续的迁移挑战评估为超出其应对能力的压力，导致长期的心理紧张。同时，研究结果也部分支持Berry的文化适应模型，即非自愿迁移的性质可能加剧了适应压力。

教育水平和既往精神疾病史作为AD的强预测因子，提示个体在应对迁移这一重大生活事件时，其现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和心理韧性储备至关重要。资源守恒理论可以解释为何资源初始储备较少的个体（如低教育水平、已有心理困扰者）在应对迁移压力时更易出现资源耗竭，从而导致适应障碍。

从政策层面看，本研究结果对英国通过BN(O)这一“安全合法”的人道主义签证路线支持香港移民的政策提出了重要提醒。高达三分之一的移民可能受AD困扰且症状持续，凸显了为这一群体提供及时、有效且针对性强的心理健康支持的紧迫性。支持措施应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专业的心理干预（如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方法），还应着眼于解决根本性的慢性压力源，例如通过促进就业、提供语言培训、支持文化融入和解决跨境家庭关怀需求等，来增强移民的适应韧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便利抽样可能带来的选择偏差、自我报告可能导致的低估、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缺乏对迁移自愿程度的直接测量、以及未纳入保护性心理社会因素（如社会支持、语言熟练度）等。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纵向设计，跟踪AD的病程发展，并更深入地探讨压力源类型、保护性因素与迁移自愿程度如何共同影响移民的心理适应过程。

总之，这项以香港移民为案例的研究表明，因社会动荡而离开家园的个体在新国家重新定居时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心理障碍。研究结果强调了政策支持的重要性，并指出了针对通过人道主义签证抵达的移民的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潜在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非自愿迁移可能加剧的趋势下，持续探索压力源和AD的生命历程，对于解决移民健康不平等、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3（SDG3）中关于良好健康与福祉的目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