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患者的健康信念群组：利用潜在剖面分析为个性化干预提供见解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Health Belief Clusters Among Stroke Patients: Insights for Tailored Interventions Using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个体异质性在卒中患者健康信念中显著，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可分为三类：完全缺乏健康信念类（13.8%）、自我效能剥夺类（53.1%）和健康行为障碍感知类（33.1%）。三类在教育水平（P<0.01）、居住地（P<0.01）、职业（P<0.01）、医保模式（P<0.01）及高血压（P<0.01）等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该分类为临床制定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据，尤其对农村低教育群体需加强健康知识普及和认知干预。

　　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卒中患者在健康信念方面的潜在分类，并分析不同分类群体之间的差异。通过采用分层集群随机抽样方法，研究人员在中国河南省的1358名脑卒中患者中收集了相关数据，利用Mplus 8.3软件对健康信念的潜在类别进行了识别，并通过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评估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的健康信念可以划分为三个潜在类别：完全缺乏健康信念的类别（Class 1）、自我效能感不足的类别（Class 2）以及对健康行为障碍感知较高的类别（Class 3）。不同类别的患者在健康知识、健康行为、教育背景、居住地、职业、医疗保险类型和高血压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为临床护理和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脑卒中是一种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急性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群，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脑卒中的发病率居世界首位，有研究指出，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高达39.9%，意味着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人可能面临脑卒中的风险。此外，脑卒中的复发率也较高，据中国国家卒中注册（CNSR）数据显示，8%的脑卒中患者在患病后会出现复发情况。这些数据凸显了脑卒中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目前许多脑卒中患者对自身的疾病风险缺乏足够的认知，尤其是对复发风险的认知不足，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健康行为选择和疾病管理能力。因此，了解脑卒中患者在健康信念方面的异质性，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从而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和行为水平。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是目前广泛应用于健康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一。该模型强调个体对疾病威胁的认知、对健康行为益处的感知以及对健康行为障碍的判断，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个体是否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然而，传统的健康信念评估往往采用总量表得分作为衡量标准，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引入了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这一统计方法，旨在更准确地识别脑卒中患者在健康信念方面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异质性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管理能力。

研究采用分层集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南省选取了5家三级医院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1186名符合条件的脑卒中患者。研究使用了包括一般情况问卷、脑卒中知识问卷、国家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NIHSS）、改良Rankin量表（mRS）、脑卒中患者健康行为量表（HBS-SP）和简明健康信念模型量表（SF-HBMS）在内的多种评估工具。这些工具涵盖了患者的基本信息、健康知识水平、健康行为表现、疾病严重程度和康复状况等多个维度。研究过程中，所有问卷均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发放，确保数据收集的标准化和完整性。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研究人员对护士进行了统一培训，并对问卷进行了严格的审核，最终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33%。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首先使用Mplus 8.3对健康信念量表的20个条目进行了潜在类别分析，逐步增加分类数量，从单类别模型到多类别模型，结合模型拟合指标和理论意义，最终确定了三个最优类别。研究发现，AIC、BIC和SABIC等模型拟合指标随着类别数量的增加而逐步下降，但在类别数量从3增加到5时出现了轻微波动。同时，熵值（Entropy）随着类别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表明分类的准确性也在增强。最终，研究人员基于各项指标和临床意义，选择了三个类别作为最佳分类结果。这些类别不仅在健康信念量表的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其他相关变量如mRS评分、健康行为、健康知识、教育水平、职业、居住地和高血压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进一步分析显示，Class 1（完全缺乏健康信念的类别）的患者在健康信念量表上的得分最低，表明他们对自身疾病风险的认知不足，对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缺乏清晰的判断。Class 2（自我效能感不足的类别）的患者虽然在健康信念量表上的总分中等，但其在自我效能感和健康行为障碍方面的得分较低，意味着他们可能缺乏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心和动力。Class 3（对健康行为障碍感知较高的类别）的患者在健康信念量表上的得分较高，但他们在健康行为障碍方面的得分最低，表明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健康行为，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些结果为临床护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表明不同健康信念类别的患者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

研究还发现，高血压、医疗保险类型、教育水平、职业和居住地等因素对健康信念的分类具有显著影响。例如，高血压患者更倾向于具有较高的健康信念，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清楚疾病的潜在风险和复发的可能性。医疗保险类型也与健康信念密切相关，拥有医疗保险的患者通常具有更稳定的经济状况和更积极的健康行为。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在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因此需要更多的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职业和居住地的差异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信念的影响，农村地区的患者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资源，往往在健康信念方面表现较差。这些发现表明，健康信念的形成不仅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影响因素与健康信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反映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其次，样本仅来自河南省，可能无法代表全国范围内的脑卒中患者群体，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进行验证。此外，研究主要依赖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主观性和记忆偏差，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如访谈和观察，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设计纵向调查，追踪不同类别患者在健康信念和行为方面的变化，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健康信念的动态过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揭示了脑卒中患者在健康信念方面的异质性，并为临床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发现，不同健康信念类别的患者在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和疾病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医疗工作者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性化的干预措施。例如，对于完全缺乏健康信念的患者，应加强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健康行为的引导；对于自我效能感不足的患者，应通过增强其信心和提供支持来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对于对健康行为障碍感知较高的患者，则应帮助他们识别和克服实际执行中的困难。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信念的影响，提示在制定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时，应充分考虑患者的职业、居住地和教育水平等因素，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通过本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脑卒中患者在健康信念方面的多样性，还能够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健康信念与健康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改善健康信念来促进患者的康复和疾病管理。此外，还可以结合更多社会和心理因素，如家庭支持、社会压力和文化背景，来更全面地分析健康信念的形成机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健康干预体系，从而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