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双向关系：基于同伴接纳中介作用的交叉滞后模型分析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social self-efficacy: a cross-lagged model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er acceptance

　　大学生身体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感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同伴接受起关键中介作用，三波纵向追踪验证了运动促进社会适应的理论机制。

　　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群体中体育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长期追踪设计探讨体育锻炼如何影响社会自我效能，以及同伴接纳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体育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之间存在双向的长期预测关系，且同伴接纳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体育锻炼在促进心理适应中的作用的理解，也为高校在推动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交能力提升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社会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对自己能够有效执行所需行为以实现目标的信念。它是适应复杂社会环境、建立积极人际关系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心理资源。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中社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学生表现出社交退缩或回避倾向，难以适应新环境，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社交发展。因此，提高社会自我效能成为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建立健康人际关系和在职场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高社会自我效能的学生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适应大学生活，并且具有较低的抑郁风险。此外，社会自我效能还与职业能力、主观职业成功密切相关，使社交自信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结构化的社会互动活动，被广泛认为对心理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来看，体育活动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学习机会。在团队运动中，参与者需要不断应对合作、冲突解决、规则遵守和沟通等社会任务。每一次成功完成任务或解决冲突的经历，都可以转化为对自身社会能力的积极评估，从而提升社会自我效能。此外，规律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情绪，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促进情绪稳定，为社交自信的建立和社交行为的开展提供心理基础。

然而，体育锻炼对社会自我效能的促进作用并非仅仅依赖于个体的经验积累。研究指出，同伴接纳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同伴接纳是指个体在同伴群体中被认可、喜欢和接纳的程度。在体育活动中，尤其是团队运动中，参与者通过共同训练、协作竞争和共享体验，频繁地进行互动。这些互动为个体提供了展示和提升社会技能的机会，从而更容易获得同伴的积极评价和情感支持。同伴的正面反馈和接纳能够强化个体对自身社会能力的信念，进而提升社会自我效能。相反，如果个体在体育活动中遭遇排斥或冷漠，可能会削弱其社交自信，形成负面的自我效能循环。

本研究通过纵向追踪设计，发现体育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关系。具体而言，体育锻炼在第一阶段（T1）显著预测了第二阶段（T2）和第三阶段（T3）的社会自我效能水平，而社会自我效能同样在T1阶段显著预测了T2和T3阶段的体育锻炼行为。这表明，体育锻炼和社交自信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动态循环。这种动态关系意味着，个体的体育参与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交自信，而社交自信的提升又反过来促进体育锻炼的持续性。这种双向关系为理解行为改变和维持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示我们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应同时关注这两个变量的互动。

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同伴接纳在体育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从正向路径来看，T1阶段的体育锻炼通过T2阶段的同伴接纳，显著预测了T3阶段的社会自我效能提升。从反向路径来看，T1阶段的社会自我效能通过T2阶段的同伴接纳，又预测了T3阶段的体育锻炼行为。这说明，同伴接纳不仅是体育锻炼促进社会自我效能的重要机制，也是社会自我效能促进体育锻炼的关键桥梁。这种中介效应表明，同伴的接纳程度在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为体育活动在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中还提到，同伴接纳的中介作用具有一定的情境敏感性。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可能对同伴接纳的影响程度不同。例如，在个体体育如游泳或跑步中，同伴接纳的作用可能较为有限，而在团队体育如篮球或足球中，同伴接纳则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此外，个体的人格特质也可能影响这一中介效应。内向性格的个体可能更依赖同伴的接纳来增强社交自信，而外向性格的个体则可能更直接地通过体育锻炼提升社会自我效能。

从理论贡献来看，本研究通过严格的纵向设计，验证了体育锻炼对社会自我效能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同伴接纳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丰富了社会认知理论在运动心理学中的应用，并为理解体育活动对心理健康的益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传统研究往往将体育锻炼视为单一变量，忽略了其中复杂的社会互动机制。通过引入同伴接纳这一关键中介变量，本研究揭示了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的社会路径，强调了人际关系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重要性。这种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不仅增强了对体育活动心理效应的解释力，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对高校体育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高校体育教育应从传统的以技能训练和体能提升为主，向更加注重社交互动和关系构建的方向转变。这包括增加团队运动的比例，将合作元素融入个体运动项目中，并开设与运动心理学相关的课程。体育教师也应接受社会和心理技能方面的培训，以在教学过程中有意引导学生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此外，可以通过合作学习、同伴辅导等方式，创造更多相互支持和鼓励的机会，同时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系，不仅关注运动表现，还重视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和社交适应性。

其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可以与体育教育部门合作，开发基于体育的心理干预项目，帮助学生提升社交自信。对于有社交焦虑或社交障碍的学生，可以推荐低强度、低威胁的体育活动作为起点，逐步增强其社交能力和自信心。同时，建立预防性干预机制，针对新生中社交自信较低的学生，鼓励其参与体育活动，以预防社交适应问题。对于体育参与度较低的学生，应关注其潜在的社交自信不足，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将体育活动纳入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框架，不仅能够补充传统的咨询和团体指导方式，还能为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提供个性化的体育干预方案。

从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高校应加大对体育设施的投入，特别是适合团体活动的场地和设备，并延长开放时间，以方便学生组织和参与体育活动。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由体育教育部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学生事务部门共同设计和实施综合性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项目。通过定期的跨部门培训和交流，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协作能力。此外，政策支持应加强，将体育参与和社会技能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还可以设立激励机制，表彰和奖励在促进学生体育参与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现突出的教职员工。

在个人发展方面，研究结果也为学生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建议。对于社交自信较低的学生，建议从非竞争性的体育活动开始，如瑜伽、太极或快走，以在轻松的环境中逐步建立信心。对于社交自信较高的学生，则可以鼓励其在体育团队中承担组织和领导角色，以进一步发展其社会领导能力。学生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个性化的体育活动和社会发展计划，将体育参与视为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认识到体育活动对社交能力的长期累积效应，并保持持续的参与，以最大化其心理和社会效益。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仅来自一所大学（郑州大学），可能缺乏地理和文化上的代表性。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如“985/211”重点大学与普通本科院校、综合性大学与专业学院）的学生在体育参与模式、同伴关系特征和社会自我效能水平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研究对象主要为汉族学生，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研究仍需进一步验证。

其次，研究的追踪周期相对较短，仅为6个月，可能不足以全面捕捉体育锻炼对社会自我效能的长期影响。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需要持续参与的生活方式，其心理和社会效益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短期追踪还难以观察到潜在的非线性发展轨迹或关键转折点。

第三，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研究采用的自评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但自评数据仍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对于体育锻炼水平的测量，客观行为指标（如可穿戴设备记录的活动数据）可能比自评更加准确。

第四，研究变量的选择尚不全面。虽然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同伴接纳的中介作用，但体育锻炼与社会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可能涉及更多的中介和调节变量。例如，个体的运动能力、教练风格和具体运动项目的特点都可能影响这一关系。

第五，研究对个体差异的关注仍显不足。虽然控制了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但对人格特质、基础运动技能和过往运动经验的差异考虑不够充分。这些个体差异可能在体育锻炼、同伴接纳和社会自我效能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第六，研究中未充分考虑个体在行为轨迹上的异质性。3个月的测量间隔可能并非适用于所有变量或所有个体。不同个体在行为变化上的速度和模式可能不同，一些人可能在体育锻炼后迅速提升社交自信，而另一些人则需要更长时间来巩固同伴关系和心理收益。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和追踪周期，采用多中心、多地区的设计，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追踪周期可以延长至1年或2年，增加测量频率，以更好地捕捉变量的发展轨迹。此外，可以采用队列研究设计，从学生入学开始追踪，以探讨关键过渡期对这些关系的影响。

在测量方法方面，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多种测量手段，包括客观行为指标、生理指标和主观报告，以建立更加全面的评估框架。例如，利用可穿戴设备监测实际的运动量和模式，使用同伴提名法和社会网络分析评估个体在群体中的实际地位，以及在特定社交情境中进行任务性行为评估，以形成多源验证的综合指标。

在机制和调节因素方面，未来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体育锻炼对社会自我效能影响的内在机制。在生理层面，可以应用神经影像技术研究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以及生化标志物揭示神经生物学路径。在心理层面，可以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认知灵活性等中介因素，以及成就目标取向、自我决定动机等调节因素。在社会层面，可以考虑社会支持、团队凝聚力和群体认同等变量的影响。同时，还需关注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此外，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不同类型体育活动对社会自我效能和同伴接纳的影响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例如，比较个体运动与团队运动、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对同伴接纳和社会自我效能的影响。还可以探讨运动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等参数如何影响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个性化运动处方提供科学依据。

最后，研究可以系统地探讨体育活动类型是否在体育锻炼、同伴接纳和社会自我效能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为不同学生群体的干预措施提供更加细致的指导。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心理和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