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以社区为主导的结核病教育：来自南非东开普省农村社区的知识与参与试点调查的发现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oward community-driven tuberculosis education: findings from a knowledge and engagement pilot survey in the rural community of Eastern Cape, South Africa

　　结核病知识水平与教育、个人及家庭病史关联性研究，农村社区污名化及检测障碍分析。

　　在南非的农村地区，结核病（Tuberculosis，简称TB）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尽管医学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TB的持续存在与社会经济因素、医疗资源的不足以及社区参与度低密切相关。本研究聚焦于南非东开普省Ntabankulu地区，旨在评估当地社区成员对TB的知识水平、参与程度以及接受检测的障碍，以期为更有效的社区主导教育策略提供依据。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因素，研究希望为推动TB防控提供关键的参考，特别是针对那些医疗资源匮乏、信息传播受限的地区。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社区成员对TB有一定的了解，但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处于中等（64.9%），仅有约11.5%的人具有较低的知识水平，而23.7%的人则表现出较高的知识水平。这种知识分布表明，虽然部分人群对TB有较全面的认识，但仍有相当大的群体缺乏基本的疾病知识，这可能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效果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研究发现，知识水平与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01）。高知识水平的群体中，超过一半的人拥有大学教育背景，而低知识水平的群体中则完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这一发现强调了教育在提升TB知识方面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设计更加多样化的健康教育方案。

从社会人口学角度来看，性别和年龄对TB知识的影响并不显著（p = 0.5 和 p = 0.2）。然而，通过箱形图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年轻男性在高知识群体中更为集中，而老年女性则更多地出现在中等和低知识群体中。这种趋势虽然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提示在设计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时，需要考虑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性。同时，研究还发现，婚姻状况与TB知识之间存在边际显著性（p = 0.054），单身者在高知识群体中占比较高，而已婚者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不同婚姻状态下的社会互动模式、信息获取渠道以及健康意识的差异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或家庭的TB经历对知识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在研究样本中，只有12%的人报告过自己曾经患有TB，而在低知识群体中，没有人有个人经历，而在高知识群体中，有16%的人有个人经历。此外，拥有TB家族史的参与者在高知识群体中占比达到52%，而在低知识群体中仅为6.7%。这一结果表明，亲身经历或与TB患者有密切接触的社区成员更容易获得准确的疾病信息，从而形成更积极的健康行为。这为社区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通过邀请TB幸存者或其家属参与教育活动，可以更有效地提升整体社区的健康意识和知识水平。

研究还揭示了TB检测过程中常见的障碍。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障碍是“对被贴上标签的恐惧”（42%）和“知识的缺乏”（33%）。这两个因素在社区成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表明心理社会层面的障碍在影响人们接受检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结构性障碍，如距离远（10%）和费用高（7%），虽然比例较低，但更常被低知识水平的个体提及。这说明，缺乏基本的疾病知识可能会放大结构性障碍对人们健康行为的影响，从而形成双重负担。因此，在推动TB检测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实际的资源问题，还需要通过教育减少心理社会障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应开发适合当地文化背景的教育材料，尤其是针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通过使用本地语言（如isiXhosa）、视觉辅助工具、社区广播以及故事讲述等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传播TB知识。其次，应积极吸纳TB幸存者及其家庭成员参与社区教育和动员工作。这些个体因其亲身经历，往往更容易被社区成员接受和信任，他们的参与有助于减少疾病相关的社会污名，并增强公众对健康服务的认同感。第三，加强社区卫生工作者（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CHWs）的培训，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TB相关的健康教育和筛查工作，特别是在家庭层面。CHWs作为连接社区与医疗系统的桥梁，其沟通能力和文化敏感度对于提高TB检测率和治疗依从性至关重要。

此外，研究还建议扩展移动TB筛查服务，以应对距离和费用等结构性障碍。通过将检测服务带到偏远地区，可以显著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度，同时降低因交通不便或经济困难而造成的检测障碍。同时，为了更全面地理解TB知识、污名和社区参与模式的区域性差异，建议开展更大规模、多地点的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验证当前发现的普遍性，并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支持。

从全球范围来看，TB防控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医疗技术的进步，更需要社区的积极参与。许多国家已经证明，通过社区主导的健康教育模式，可以有效提升TB知识，减少污名，并促进早期检测和治疗。例如，在越南和墨西哥，社区主导的项目通过邀请TB幸存者、培训社区健康工作者以及建立社区咨询小组，显著提高了TB的识别率和治疗依从性。在埃塞俄比亚，参与式行动框架通过整合社区利益相关者和当地领导，成功提升了TB防控的效率。而在秘鲁，TB Móvil项目利用社交网络和社区内部的“健康倡导者”推动了健康教育的普及。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社区主导的健康教育策略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首先，样本量较小（n = 131），这限制了统计分析的效力，使得一些变量（如性别和年龄）的关联性未能达到显著水平。其次，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方法，这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差，因为参与者主要来自一次社区健康宣传活动，可能更倾向于那些已经有一定健康意识或愿意参与健康服务的个体。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未能全面反映整个社区的实际情况。此外，由于部分个体因身体状况无法参加活动，这些人的知识水平和检测障碍可能被低估，这也意味着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社区的总体情况。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然为未来在农村地区开展TB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它揭示了教育水平和亲身经历在提升TB知识方面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污名和信息不准确是影响检测行为的主要障碍。因此，未来的健康教育策略应注重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同时将社区成员作为健康教育的核心参与者，通过他们的经验和影响力来推动健康行为的改变。

总体而言，本研究强调了社区主导健康教育在提升TB知识和促进检测行为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结合教育、社会支持和文化适应性的干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应对TB在农村地区的挑战。此外，研究还表明，TB防控不仅需要改善医疗条件，还需要在社会层面进行深度的教育和宣传，以消除误解和偏见，鼓励人们积极寻求健康服务。这些发现对于制定更加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社区的主动参与将有助于实现TB的最终消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