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母亲的“人格面具”:衡量其发展状况及育儿行为的影响
《Frontiers in Psychology》:Personality masks of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 measure development and parenting behavior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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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19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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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荣格人格理论,开发了评估中国年轻儿童母亲性格面具的三维量表(集体理想、个人理想、身心健康),通过混合方法验证其与显式及隐式育儿行为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性格面具三个维度与育儿态度的自主性、民主性及一致性显著相关,可解释育儿行为12.3%的方差。该工具为家庭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强调文化背景与意识表达的整合性。
本研究旨在开发并验证一种评估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格面具”(persona)的工具,以填补发展心理学中关于母亲行为机制研究的空白。通过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研究者聚焦于中国Z地区两个父母家庭中的母亲群体,探索她们在育儿过程中如何通过人格面具来适应社会期望与家庭角色,从而影响其育儿行为。研究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与因子分析,构建出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母性人格面具结构,即集体理想、个人理想和身体心理素质;第二阶段利用隐性记忆实验,探索人格面具在无意识层面的表现;第三阶段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人格面具与育儿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不仅提供了衡量母亲人格面具的实用工具,也为未来的育儿干预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母亲在育儿过程中展现出的人格面具,是她们在社会规范、家庭责任和个人需求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这种人格面具不同于母亲的内在性格特征,而是她们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为满足外部期望而构建的表达结构。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更倾向于表现出对家庭的关心与责任感,这种集体理想在人格面具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母亲的个人理想也逐渐受到重视,她们在育儿中寻求自我实现与独立,展现出更高的自信与自尊。身体心理素质则关注母亲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对育儿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设计,确保从理论构建到实证验证的连贯性。首先,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母亲对“好母亲”行为的描述,从中提取初步的评估项目。随后,由专家与母亲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双重评估,确保项目的理论与实践相关性。最终,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初步项目归纳为三个维度,并在后续的隐性记忆实验中验证其无意识表达。实验过程中,参与者需要在计算机程序中完成一系列任务,包括判断红色字符的笔画数、计算几何图形的数量以及识别之前学习过的句子,从而揭示人格面具在无意识层面的表达模式。
研究结果表明,母亲的人格面具与育儿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各维度对育儿结果的解释力不同。集体理想维度的得分较高,意味着母亲在育儿中更倾向于表现出对家庭的关心与责任感;个人理想维度则与母亲的自信、自尊和沟通能力密切相关,对育儿行为的解释力也较为显著;身体心理素质维度虽然在问卷中的得分相对较低,但在隐性记忆实验中表现出较高的识别准确率,说明其在无意识层面对育儿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些发现为理解母亲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强调了人格面具在育儿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从研究意义来看,母亲的人格面具不仅是育儿行为的驱动因素,还可能影响其心理适应能力和育儿效果。如果母亲过于强调集体理想而忽视个人需求和身体心理素质,可能会导致过度适应社会规范,从而在育儿过程中失去自我认同,甚至出现心理压力和适应问题。相反,若母亲过于关注个人理想,可能难以在育儿中实现与社会的协调,进而影响育儿行为的有效性。因此,研究建议在育儿过程中,母亲需要在集体理想、个人理想和身体心理素质之间保持平衡,以实现更好的心理适应和育儿效果。
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人格面具维度的母亲在育儿态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例如,集体理想维度的母亲更倾向于表现出关爱与支持,而身体心理素质维度的母亲则可能更关注外部表现和规范,导致控制型育儿行为。个人理想维度的母亲则更注重孩子的自主性和自我调节能力,倾向于采用民主型育儿方式。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人格面具对育儿行为的潜在影响,也为育儿干预提供了新的方向,即通过支持母亲的心理健康、提升其自我认同感和促进其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来改善育儿效果。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样本仅来自Z地区的幼儿园母亲群体,虽然保证了研究的内部效度,但其文化同质性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推广性,尤其是在中国多样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其次,隐性记忆实验虽然能够揭示人格面具的无意识表达,但其人工实验环境可能缺乏生态效度,难以完全反映真实育儿情境中的行为模式。第三,在量表开发过程中,虽然通过专家评审和因子分析筛选项目,但未采用项目反应理论(IRT)进一步验证项目的区分度和难度,这可能影响量表的测量精度。第四,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或潜在的双向影响。第五,研究未设置对照组,未来可纳入非育儿角色的女性或父亲群体,以明确当前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性。
为克服这些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代表性,纳入更多地区和文化背景的样本,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同时,可以引入行为观察方法,结合实际育儿情境,更全面地理解人格面具的表现形式。此外,研究可考虑设置对照组,以比较不同群体在人格面具和育儿行为上的差异。优化测量工具,引入更先进的统计模型,如结构方程模型(SEM),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人格面具与育儿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这些改进,未来的研究有望更准确地揭示人格面具在育儿行为中的作用,并为提升母亲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育儿效果提供更有效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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