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中的SNHG1/miR-194-5p和颈动脉超声在短暂性脑缺血患者中预测脑梗死发作的价值

《Frontiers in Molecular Neuroscience》：Predictive value of circulating SNHG1/miR-194-5p and carotid ultrasound for the onse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血清SNHG1/miR-194-5p联合颈动脉超声可显著提升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脑梗死（CI）风险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AUC 0.953，敏感性89.55%，特异性86.89%），生物信息学显示miR-194-5p靶基因富集于神经退行性疾病通路。

　　这项研究聚焦于一种重要的临床问题——短暂性脑缺血（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TCI）患者发生脑梗死（Cerebral Infarction, CI）的风险预测。TCI是脑梗死的前兆，常常被忽视，因为它可能表现为短暂的神经功能障碍，症状在短时间内自行缓解。然而，TCI的存在可能预示着未来脑梗死的高风险，因此，如何在早期准确识别这类患者成为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挑战。当前，尽管已有多种临床风险因素被用于评估CI的发生概率，如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等，但这些指标在预测个体风险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影像学检查如颈动脉超声虽然在诊断和治疗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早期CI预测中的准确性仍有待提高。因此，探索新的、更精确的预测手段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评估循环性SNHG1/miR-194-5p与颈动脉超声联合检测在TCI患者中预测CI发生的价值。研究对象为189名患有TCI的患者，他们被分为CI组（67人）和非CI组（122人），依据是否在90天内发生了二次CI。通过对这两组患者的临床数据和实验室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SNHG1在CI组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非CI组，而miR-194-5p的表达水平则明显低于非CI组。此外，SNHG1与miR-194-5p的表达水平呈现负相关，表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调控的关系。进一步的逻辑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显示，这三个指标（SNHG1、miR-194-5p和颈动脉狭窄程度）联合使用时，对CI的预测能力显著优于单一指标，其AUC值达到0.953，敏感性为89.55%，特异性为86.89%。这一结果提示，通过综合分析这些生物标志物和影像学指标，可以更有效地识别高风险患者，为个体化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前瞻性观察性设计，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研究团队首先通过RT-qPCR技术检测了患者血清中SNHG1和miR-194-5p的表达水平，并结合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分析。为了验证SNHG1与miR-194-5p之间的靶向调控关系，研究者使用了starBase数据库预测可能的结合位点，并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这种相互作用。实验结果显示，miR-194-5p的过表达能够显著抑制SNHG1在SH-SY5Y细胞中的相对荧光素酶活性，而miR-194-5p的抑制则导致荧光素酶活性增加，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调控关系。然而，在突变结合位点的实验组中，这种调控效应并未出现，提示SNHG1与miR-194-5p的结合具有高度特异性。

为了深入探讨miR-194-5p在CI发生中的作用，研究团队还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了miR-194-5p的潜在靶基因，并通过STRING数据库构建了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通过Cytoscape软件筛选出的前10个枢纽基因包括DYRK1A、SMURF1、UBE2K、EFNB2、TRIP12、FMR1、CUL4B、KMT2C、UBE2D3和FBXW7。其中，DYRK1A、UBE2K、FMR1和FBXW7已被证实与CI的发生密切相关。DYRK1A在神经损伤修复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能够通过参与多种信号传导通路、调控神经退行性相关蛋白、促进轴突生长和引导、维持囊泡运输等方式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而miR-194-5p可能通过靶向调控DYRK1A的表达，进而影响其介导的神经保护通路，从而在CI的发生和进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GO和KEGG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些靶基因在多种生物学过程和疾病通路中的富集情况，尤其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细胞粘附分子和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等通路中。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对miR-194-5p在CI发生机制中的理解，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颈动脉狭窄程度是CI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其与CI的正相关性已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研究显示，颈动脉狭窄程度每增加1%，CI的发生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一结果表明，颈动脉狭窄不仅是血管结构异常的体现，还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病理生理变化，如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血流动力学改变等。结合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可以更全面地评估患者的风险，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此外，传统CI预测评分系统如ABCD2评分在本研究中也显示出一定的预测价值，但其AUC值为0.875，低于SNHG1/miR-194-5p联合检测的AUC值0.953。这表明，将循环性SNHG1/miR-194-5p与颈动脉狭窄程度相结合，可以显著提高CI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本研究还发现，SNHG1可能通过减少miR-194-5p的表达，削弱其对靶基因的调控作用，进而促进神经元凋亡、加剧炎症反应，从而增加CI的发生风险。这一机制提示，SNHG1和miR-194-5p可能在CI的发生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调控网络。因此，单独检测其中任何一个指标可能无法完全揭示CI的风险，而需要综合考虑它们的表达水平和相互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为临床风险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未来探索CI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研究方法和样本量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数量相对较少，可能影响结果的统计效力和模型的泛化能力。此外，研究中未纳入与CI发生相关的其他重要指标，如炎症因子（如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凝血功能指标（如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这些指标在CI的发病机制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量，并通过多中心合作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同时，将更多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纳入分析，构建一个涵盖分子调控、血管结构、炎症反应和凝血功能等多维度的预测模型，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CI的风险，并进一步提升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结合循环性SNHG1/miR-194-5p的表达水平与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构建了一个具有高预测准确性的模型，能够有效识别TCI患者中可能发展为CI的高风险个体。这一模型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也为深入理解CI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随着更多相关指标的纳入和更大规模的研究，这一预测模型有望进一步优化，成为TCI患者早期风险评估的重要工具。此外，研究团队还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包括探索SNHG1和miR-194-5p在CI发生中的具体分子机制，以及如何通过干预这些生物标志物来降低CI的发生风险。这些探索将为改善TCI患者的预后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