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期间社会经济因素与酒精和大麻使用趋势的交叉性分析:一项重复横断面调查
《BMC Public Health》:Socio-econom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and cannabis use across wav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of a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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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20日
来源:BMC Public Healt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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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COVID-19大流行期间心理压力与物质使用风险增加的问题,由Somé等学者开展了关于社会经济地位(SES)与酒精/大麻使用关系的交叉性分析。通过对8,943名加拿大成年人进行九轮横断面调查,研究发现SES与物质使用的关联存在显著的性别、种族和年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高收入女性和中年人群更易增加酒精消费,而高等教育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具有保护作用。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强调需关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人群的差异化需求以降低健康不平等。
当COVID-19大流行在2020年初席卷全球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一样实施了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封锁、居家令和社交距离政策。这些措施虽然有效控制了病毒传播,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心理健康挑战——超过五百万加拿大人经历了就业困难、收入损失和工作时间减少等经济困境。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时期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心理压力水平,进而导致酒精和大麻使用增加,这两种物质正是加拿大最常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质。
在此背景下,由Nibene H. Somé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大流行期间社会经济因素与物质使用模式的复杂关系。以往研究多局限于疫情早期的单一时点调查,且缺乏对SES与人口特征交互作用的深入分析。这项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的研究通过九轮重复横断面调查,首次全面描绘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疫情各波次的物质使用变化轨迹,并采用交叉性视角解析了SES与性别、种族和年龄的交互效应。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了多阶段数据收集策略,通过Delvinia公司的网络调查平台,在2020年5月至2022年1月期间对加拿大成年人进行了九轮问卷调查,总样本量达8,943人。研究巧妙地将调查时间与加拿大疫情波次相对应:第一波(α变异株流行期)、第二波(β变异株流行期)、第三波(γ变异株流行期)和第五波(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物质使用测量包括自我报告的酒精和大麻使用变化、重型饮酒事件(HED)以及过去7天内的大麻使用情况。统计分析采用趋势检验和逐步逻辑回归模型,特别关注了SES指标与人口特征的交互项。
研究发现,HED发生率在各社会经济群体中保持稳定,但自我报告的酒精消费增加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特别是在高收入(≥$120,000)、高学历(大学或学院学位)和就业人群中。这种下降可能反映了人们逐渐适应疫情压力,或转向其他应对机制。
逻辑回归结果显示,中等和高收入群体(80,000?119,999和≥$120,000)的HED风险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aOR=1.46和1.52)。失业人群的HED风险也更高(aOR=1.33)。交叉性分析揭示了一些保护性因素: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比仅高中毕业的男性HED风险低41%(aOR=0.59);年长成年人(≥60岁)若有学院学位,其HED风险比年轻成年人(18-39岁)低43%(aOR=0.57)。
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中等收入(40,000?79,999)的种族少数群体比低收入白人群体有更高的HED风险(aOR=1.42)。这一结果凸显了经济因素与种族背景的复杂交互作用,提示需要针对特定人群制定干预措施。
与酒精使用不同,高收入家庭(≥$120,000)和就业人群的每周大麻使用率呈现上升趋势。然而,自我报告的大麻使用增加在各社会经济群体中均无显著变化趋势。
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对减少大麻使用具有显著保护作用。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比高中毕业男性的大麻使用风险低64%(aOR=0.36)。年龄与教育的交互作用更为明显:中年(40-59岁)和年长成年人(≥60岁)若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其大麻使用风险比年轻成年人显著降低(aOR范围0.08-0.28)。
种族少数群体若拥有大学学位,其大麻使用风险比白人高中毕业生低60%(aOR=0.40),这一发现挑战了简单将种族少数群体整体视为高风险群体的传统认知,强调需要考虑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强调,社会经济地位与物质使用的关系受到性别、种族和年龄的显著调节。这种交叉性效应意味着公共卫生干预需要超越一刀切的方法,针对特定亚群体的独特需求。例如,针对种族少数群体的物质使用干预措施需要区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重点关注低SES人群而非全体种族少数群体。
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采用纵向视角追踪疫情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差异,并应用交叉性框架解析多重社会身份的协同效应。局限性包括网络调查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倚、自我报告数据的回忆偏倚,以及未能涵盖法语人群和省级政策差异的影响。
这项研究为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有效的物质使用干预需要识别最脆弱的亚群体,如低学历白人、中年高收入女性和中等收入种族少数群体。未来研究应结合客观生物标志物和更精细的政策分析,进一步阐明社会经济因素与物质使用的因果机制,为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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