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智商与青少年健康行为

《SSM - Population Health》：Childhood IQ and Adolescent Health Behavior

　　本研究利用澳大利亚儿童纵向研究（LSAC）数据，分析6-10岁儿童认知能力与16/17岁健康行为及风险行为的关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构建风险行为与健康习惯两个复合指数，发现早期认知能力与更低风险行为及更好健康习惯显著相关，调整社会经济、家庭行为等协变量后仍保持稳健。Gelbach分解显示家庭行为和种族文化背景主要解释风险行为关联，社会经济因素主导健康习惯关联。敏感性分析表明结果受未观测变量影响较小。研究支持早期认知能力作为健康不平等上游因素的理论假设。

　　这项研究探讨了早期儿童认知能力是否能够预测青少年时期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及风险行为，即使在考虑了教育和经济社会背景之后。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儿童纵向研究（LSAC）的长期数据，研究人员将6至10岁儿童的矩阵推理得分与16/17岁时的行为进行了关联。研究中涉及的行为包括物质使用、不安全驾驶、饮食、牙科卫生和睡眠习惯。为了简化数据并解释行为模式，研究团队利用主成分分析（PCA）构建了两个综合指标：风险行为指数和健康习惯指数。

研究发现，较高的早期认知能力与较低的风险行为和较好的健康习惯之间存在一致的长期联系。即使在调整了大量早期生活协变量后，包括非认知特质、父母的行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以及地区劣势等因素，这种关联依然显著。通过Gelbach分解方法，研究者发现，对于风险行为，父母的健康行为和族群文化背景是主要的混杂因素；而对于健康习惯，社会经济劣势更为显著。在14/15岁时的同伴特征解释了IQ与风险行为之间的相当大一部分关联，这表明社交环境可能是IQ影响行为的潜在路径。使用Cinelli和Hazlett的敏感性框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在未观察到的混杂因素影响下仍然具有实质性与统计上的稳健性。

这一发现支持了早期IQ可能是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上游因素的假设，尤其是在教育分化发生之前。早期认知能力可能通过塑造青少年的行为模式，影响其长期健康轨迹。虽然本研究的设计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但分析结果表明，认知能力在行为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能成为健康不平等的持续根源。

在数据和测量方面，研究使用了LSAC的多个波次数据，这是一个每两年进行一次的面板调查。分析聚焦于Kindergarten队列，这些儿童最初在2004年被调查时年龄为4/5岁，2016年时为16/17岁。Infant队列在2004年时为0/1岁，2020年时为16/17岁，但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数据收集中断，无法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将4/5岁时的背景变量、6至10岁时的IQ得分以及16/17岁时的行为结果进行了关联分析。

为了衡量认知能力，研究团队选择了非语言的矩阵推理测试（MR），该测试从WISC-IV量表中提取，主要评估抽象推理和模式识别能力，而非语言或知识技能。这种方法有助于区分认知能力与正式教育的影响。此外，研究者还使用了14种不同的二元行为指标，包括法律和非法物质使用、风险驾驶行为、营养摄入、预防性健康行为、牙科护理、防晒使用以及睡眠模式。这些行为在青少年教育轨迹中发展，反映了两个潜在的领域：同伴影响的风险行为和自我调节的健康习惯。

为了减少维度并应对多重测试的问题，研究者通过探索性主成分分析（PCA）得出了两个标准化的综合指标。这些指标帮助研究者更清晰地解读结果，而不是直接分析14种行为。研究团队还通过稳健性检验和敏感性分析，评估了未观察到的混杂因素对结果的潜在影响，以确保分析的可信度。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同伴特征作为潜在中介变量的作用，发现同伴特征在风险行为的关联中占主导地位，而对健康习惯的影响则较小。

研究结果表明，早期认知能力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影响是稳健的，尤其是在健康习惯方面。即使在考虑了大量协变量之后，IQ对健康习惯的影响仍然显著，这表明认知能力可能通过家庭和社会经济环境对健康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研究者指出，虽然同伴特征在风险行为的解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健康习惯更多受到家庭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研究还强调了同伴环境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重要性。较高的IQ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选择具有相似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同伴，从而通过同伴选择、社会学习或对同伴规范的敏感性影响行为。尽管同伴特征不能被当作正式的中介变量，但它们的描述性贡献支持了早期认知能力可能通过社交途径影响行为的观点。

研究结果对公共卫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鉴于认知能力与风险行为和健康习惯之间的联系，早期干预以提高认知能力可能对健康结果产生持久影响。青少年时期往往是建立健康习惯的关键窗口，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如何通过改善同伴环境、提升健康素养以及优化青少年所处的健康选择环境来促进健康公平。例如，通过学校项目增强健康知识和决策能力，或者通过改善环境以减少健康风险，无论个体的认知能力如何，都可以有效缓冲潜在的健康风险。

尽管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行为数据主要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系统性误报的风险，特别是社会可接受性偏差。然而，研究者已经通过控制父母的教育和经济背景，以及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情况，来增强对结果的解释信心。此外，虽然敏感性分析表明研究结果对未观察到的混杂因素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但无法完全排除重要混杂因素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早期认知能力在青少年健康行为中的潜在作用，为理解健康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认知能力作为健康不平等上游因素的假设，还为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